移工景觀之顯影與發聲──《洄游》

這次到澳門藝術節擔任駐節評論人，為看戲走在城裡巷弄間，展開地圖，以劇場為點標記，畫出我每日的路線，深切體會悠久古蹟、賭場各場域特色。每日慢悠悠的移動，沉浸食物、人與老建築的氣味，還有海風⋯⋯這是戲外的澳門地理景觀，而在劇場中提煉出的澳門，讓我走進澳門的人文景觀內裡，不再只是一個遊客，一個短暫停留的觀眾。澳門藝術節以環境劇場的方式規劃已久，讓劇場演出嵌入城市，讓劇場與生活、與歷史如此親近，我感到整個環境劇場氛圍發展成熟優雅，劇場得以成為記憶澳門的方式，得以藉此投入情感，並且與澳門產生特殊的個人連結。

而我觀賞的兩齣由澳門本地劇團製作演出的劇場作品：分別是「小城實驗劇團」的《洄游》與「夢劇社」的《匠木浮城》，分別可見到印尼移工以及造船業師傅的澳門人文景觀；這兩齣戲皆以田野調查為創作基礎，前者以真實角色現身劇場，後者則以造船業的沒落，以及社會真實事件為主，透過編劇與展演——活歷史在劇場的表現，自展演前的社區集體創作，以致展演後引起的效應。在長遠的劇場歷史來看，都具有公共價值，這樣的劇場作法都是值得討論與記錄的。可惜的是我不懂粵語，而又因演出場地關係，《匠木浮城》並無字幕設置，因此觀賞《匠木浮城》過程中，幾乎是鴨子聽雷，只能在演出的場面調度略知皮毛，於是無從評論。

《洄游》演出地點在澳門舊法院，演前進入法院往二樓，在樓梯口即見布幕投影出移工演員的臉，在夜風中，布幕輕輕擺動，移工演員無表情的臉似乎悄悄轉變著。進入劇場，以布簾為主要舞台裝置，以及竹編橋型裝置，後為投影幕；除投影之外，在布簾與竹編橋之間成的光影，頗有海浪搖曳的風味，隱隱有著澳門與移工家鄉——印尼的連結：陸地與海的關係親近，依此，將魚群隨洋流「洄游」挪用比喻移工反覆前往遙遠的外地工作，以寒流與暖流象徵了時代與國族不可抵擋的力量，除了移工親身演出，另以紀錄片的方式記錄他們回到家鄉，對照現場劇場口述，將家鄉景觀與澳門本地重疊，描繪出個人史在大歷史中的身不由己，以將「移工」的背景對照大時局的轉變。劇中移工演員以女性為主，其中唯一男性是第二代，這些在導演黃詠芝口中稱為「姊姊」的印尼移工，離鄉背井皆是為了賺錢養家，更想讓下一代擁有未來，然而，離開家鄉而形成家庭解體、孩子的怨懟、父母的離世、婚姻的破滅⋯⋯等等遭遇，都是他們深埋心底的痛苦，透過本製作以藝術創作的方式，將澳門移工族群不為人知的一面，藉由劇場與大眾有了「一個更多彼此認識的機會」（註1）。

本劇從輕快的印尼兒歌與抽命運卡的遊戲開始，抽到命運卡的人必須回應命運，逐漸的遊戲越來越沈重，原本歡唱跳躍的腳步也改變了節奏，以此比喻命運有如隨機出現，人生自此無法自己掌握，只好離開家鄉遠赴澳門，遊戲與命運顯出強烈的輕重對比。

《洄游》演出相片（劇照由澳門文化局提供）

由導演林鍵均所拍攝的紀錄片影像中，可見由於印尼等地的經濟危機與天災，促使他們離家去遙遠的地方工作，例如沙烏地阿拉伯等，口述者充滿對於未知的恐懼感，影像播放段落間，移工演員走出，自背包拿豆子出來在地灑出相應年代，搭配影像中的時事與返鄉所見，親身說出他們的遭遇，之後將數字抹去，豆子滾動四散，以動作質問，是否存有反抗命運的可能？移工演員群舞段落中，壓抑而困惑的肢體舞動很素樸、真誠，在有如魚群洄游的姿態與排列中，仍感大時局的壓迫感，深深沈沈，無人能避。第六場「行李箱帶與留」的個人自白，逐個的自行李箱拿出個人的物件敘述，此時引出真摯的情感與眼淚，得以抒發前述理性事實之後累積的感傷，最真實的內在愧咎與思念，在敘述間逐漸了解每個移工演員的故事，以致第七場我們見到移工家庭中的三代女性一同出現在台上，份外具有無聲的力量，老母親坐在竹編橋高處，女兒與孫女各在台上表明心緒，光是三人的存在就強而有力，三人各自訴說家庭離散的苦；這位移工演員身為長久不在場的女兒，又是缺席的母親，面對母親的衰老、女兒的陌生，內心的糾結可想而知，導演讓三人共同出現，讓各自的心結得以敞開在眾人面前，也得以彼此原諒，讓觀眾直面不可承受的悲傷，對於移工的血淚，體悟更加深刻。最末道出他們的選擇，是否命運再來一遍，會有不同的選擇？是否繼續服從命運？移工演員突然道出「感謝澳門」，聽來雖有些突兀，但或許是企圖平衡大量敘述故鄉的比重，表達此時此地的心境，劇末可見這些無聲的家傭與澳門本地逐漸融合。

劇中說道：「這個身體，是我們唯一的機會。」台上的移工演員的現身，一如波伊斯所說的「社會雕塑」，他們成為謝克納所說「台上的素材」，他們的身體與行動，在劇場中與觀眾之間的交流，以及聲響：故鄉語言、民謠與傳統樂器、移工演員帶有口音的粵語，形成真實獨特的氛圍，舞台設計運用原始材料的素樸感反應東南亞的地景，成功的讓移工自身成為焦點，真實故事得以有美學的轉移，不致陷入個人感傷之中。導演充分讓移工演員情感流露，然避免落入情緒的窠臼而不致於濫情，並讓移工演員以詩、以舞蹈表現，皆有節制真誠的美感，在藝術手法的平衡之中，成功達成敘述的流暢，也有飽滿的空間抒發思鄉之情，並佐以故鄉花色布料、食物與樂器，展現此「洄游」帶來跨文化的差異，將印尼移工身心內外互相印證，得以見到在社會現實裡無聲的移工角色之下，他們是如此真實的人，在以工作為名的壓抑之下，恐怕鮮少人願意了解移工，因此，本劇的製作，對於社會角色的界定與偏見，有著積極的去標籤作用，達成具有時代意義的劇場作品。

註1：摘自節目冊「編導的話」。

＊本文作者為第二十九屆澳門藝術節特約藝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