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的教育－－這不算一篇劇評《其實我們》

經歷去年「臺北藝穗節」（及後來極其激烈的爭論）後，觀看《其實我們》系列，其實已經很難把當成一個單獨、尋常的戲來看，我傾向把它視為一個持續的、社會性的試驗和行動。再看津文開演前的受訪：「說到底，我做這件事的目的不是為了觀眾，而是這一班學員，想和他們一同經歷，即使排一個鬧劇，也是和他們一起經歷一些事情。我只希望他們能投放多一點，我是組織一個平台給他們。」

《其實我們》讓我們最尷尬之處，在於大家都不太知道該怎樣評論它。它是對導演（明顯地）、觀眾和表演者（同時也為前戒毒學員）的共同挑戰，表演性的、道德性的。這些去年看完《其實我們III》已經寫下了 ﹝註1﹞，在此不贅述。

對導演來說，如果把這場演出以社會盛行的寓言故事包裝、或轉向變成對社會或觀眾的震撼或控訴，都是不誠懇的、消費的；對一位觀眾來說，如果他們沒有搞清楚「為何我要來這裡看表演？」這個問題，對表演投射泛濫的同情心或道德，極有可能是不求甚解的、錯誤，和高傲的。對表演者來說，即使這次的人生故事和夢想剖白，不再像《其實我們III》那樣多，他們也至少赤裸了以前的身份或過往，這個操作若稍為失慎，一切就會失效，其餘的也很難討論。

而《其實我們IV》加插了大量的「很cult」的元素，眾人合唱90年代金曲、舞獅、換裝，少了連貫一切的主軸。這樣說，有幾幕看上去，其實真有點像鬧劇。它不再像前版般感人、重覆戒毒文宣的套路、具故事性。在這版中，主角（？）阿威的故事，也因為「阿威」不停出現，而情節及命運卻一直轉換，他的身份和經歷也隨之消解，融成一個混雜的敘事。可見，津文也在嘗試，面對這個議題，如何才是恰如其份。

但全戲結束，演後座談聽過幾位觀眾的發言後，我們開始眉頭深鎖，感覺不對勁，而且愈聽愈反感，和驚詫。絕大多數觀眾給予的都是老生常談的「勉勵」：「我見到你們這樣，希望你們從新做人。」／「看見你們，沒再走歪路了，很欣慰。」在舊法院這個饒有富味的演出場地，在這群青年終於有機會說一些話，呈交自己後，在他們得到的居然還是一式一樣的「教育」，活生生的劇場瞬間又成為了死板的教室。

表演儼然成為一場期末展演，觀眾成為判官，再加上勵志評語。說到底，觀眾根本不願意接受，其實他們、我們，所有人都是社會，而選擇「戒毒者」扁平無趣的標籤，貼在他們身上，忽略他們的表演，在不適當的時候教育。所有的教導和所謂勉勵，他們已聽了一百萬次。他們花了一小時的時間，向眾人展示他們的獨特和平常時，觀眾卻立馬劃下一條清清楚楚的界線，區分「吸毒者」與「非吸毒者」，把他們排除在「我們」之外。

不得不承認，這或多或少顯示了我們面對這議題的潛意識。其實，「我們」還是優越的、道德正確的、正常的。

所以，當觀眾回饋「聽到你們唱歌很真誠，我很被打動」等，從頭到尾都沒有評論表演的質量時，他們的表演能力和才華，已經不被重視，起點倒後了幾百公尺，仿彿能唱已經足夠了不起。當觀眾們說「你們要多謝誰誰誰」時，他們點頭不語、或同聲熱情地大喊「多謝」，在我眼中，這是一場更真實的劇場，觀眾從來沒放下他們的權威，利用了這群而青年表演後的熱情，來讓他們接受長篇大論、千篇一律、苦口婆心道理。

表演時間一停止，觀眾就有太多話要說，他們又默默、低頭、雙手合十、聽聽聽。我猶記得，終於有一名觀眾問：「你們覺得導演如何？」時，青年們手持麥克峰，活躍起來，每個人都有話要說時，臉上雀躍與興奮的神情，有人調侃導演每次都打他們，害他「成身瘀痕」，甚至，一名表演者還說：「今天，我感受到我的心是跳動的，我在思考我的存在。」

那刻，在他們與我們－－我們之間，我看不到任何界線。面對社會的、毒品的議題，本來就不應該武斷地、簡化地、暴力地設定任何的界線。

相片由風盒子社區藝術發展協會提供　拍攝：陳世平

註1：當日心得在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galilee-here/2014臺北藝穗節其實我們觀後筆記/10152734924804136

附錄：2014臺北藝穗節《其實我們》觀後筆記
來自澳門的《其實我們》在牯嶺街小劇場演出，看後與朋友笑言「一張票看兩場戲」。讓人不適的表演，必須把後續激情迸發的座談會一起考量，整個經驗才算完整。
買票前我已知這是六名戒毒青年，述說自己生命經驗的表演。甫開場，台上放置凌散的木櫈，五名少年相坐對峙。其中一人一腳踢開木櫈「啪！」一聲，以隨時就要爆發的衝突開始，接著，台下各人陳述自己生命的故事，交錯屏幕上播放的片段。五個人生，成長經歷及遭遇的挫折都雷同：家庭、學校、同儕。
觀賞至此我覺得不舒服。一直問自己：「為何？我要俾兩百五塊，來這裡聽故事？」一切都很真誠沒錯：「你睇，就係屋企囉，學校囉，我地學壞左啦，好慘。」如果這劇的珍貴之處在於「真實」，一切實在地發生在這群青年身上，並毀害他們人生。這是否有助我們得知：到底甚麼是毒，害人的是甚麼？為何我們和他們在為「偏差」尋找理由？誰需要獲得同情，為何？
為何要坐在這裡接受一個道德教訓，聽一個從小到大老師、廣告、電影、社會不停填塞我們的寓言故事？
今天社會對毒品的勸阻，仍以各種污名化、罪名化為手段（這部分已經很多人有比我更好的論述，不贅述），像我這樣一名同樣不合社會規格的觀眾，坐定定聽他們的告白真的很難受。這個社會對毒品和這些青年已有太多不公對待，搞完他們還要走出來告解。在他們述說自己的生命經歷時，那些「真實」，有多少的真實，從哪個角度看來的真實？
如果要處理「毒品」，必須把它置身的錯縱複雜的社會脈絡一併考量。所以我最愛少年拿出白板，在上寫下五個名詞，化身教師，手持教鞭教導全場觀眾的一段。那些「滴滴金」、「啜野」吸毒用語，對觀眾來說當然陌生，在教與學之間，形成一種嶄新的權威，對教育（及其儀式）所維持的正統與正當性提出了質疑，也是對毒品的本質反思。
另一高潮發生在演後座談，有人炮轟炸劇的觀眾到底為何要來看，批評只為同情就喜歡的觀眾，「太沒水準了」。甚至認為這個表演太安全了，建議讓演員直接控訴／震撼觀眾：「對，我們搞成這樣，就是你們這群中產階級害的！」整件事，就不會是一場消費。
我反而覺得這樣更消費。如果我們把一個真實的生命經歷搬上舞台，再交給他們台詞，把結論導向他們沒有覺知到的，讓他們去控訴社會、控訴體制，這樣才消費。因那些都不是他們的話，是導演的話、是影評人的話、是所謂的知識份子的話。既他們自由分享時沒提出，我們也不必要借他們的口和經歷去講。
所以，沒有別的辦法了。交給演員決定講甚麼、做甚麼，甚麼都不做就是最好的做法。這個爭吵彰顯的是有人不相信觀眾，認為他們真覺得很同情，就感動，就滿意。但正如我觀賞時感到不適，答案是：「不，不是」。我認為這個表演一點都不感人，它是暴力的，把整個對毒的教誨及其惡果的催眠，都坦白地放在面前，我感到自己同時在霸凌和被霸凌。問題在於大家信不信任觀眾。
在這個甚麼都拿來消費的社會，同情當然是一種消費，但控訴也是。
一個表演，一場辯論，關於真實的人在演出和觀賞的互動中，那些所謂虛實真假的故事，在藝術搞成了一個「節」還有人要花幾百塊去參與時，對世界的貢獻是甚麼，戲劇和觀眾的互動該用甚麼形式和互動多少才算恰如其份和真誠，我仍在思忖。
原文發表日期201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