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時劇評:何以為家?談「流徙三部曲」最終章《Gweilo》
從自傳到舞台劇
本次表演場地是上環文娛中心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場景道具以幾何形狀組成的簡單桌椅為主,設計尚稱簡約。自傳文學改編成舞台劇,乍看之下採用獨腳戲為表現形式,由主角說故事,似乎順理成章。但劇中 Martin 的回憶都是意識流,表演框架是他於彌留之際在病榻上訴說往事。該場景既凸顯香港是他內心最渴望重溫的未竟之夢,也處處表現主角影影綽綽之敘事。表演道具不算多,畫面大多由 Martin 和觀眾的想像構成。每次孫麥凱轉換角色,舞台其餘部分留白,任觀眾想像。在開首和結尾的病榻場景,蒸籠和茶杯竟能脫穎而出置身舞台之上,儼然成為鄉愁的符號。雖說劇場藝術表演固然只是再現,但如此刻意地表現敘述之不可信,加上敘事者只一人,整場表演就成了他唯心論式的回眸。
從導演胡海輝的訪問可見,他注意到改編自傳和虛構小說大異其趣,也看到兩者差異中的挑戰。自傳和虛構小說並非真假的二元對立,更大差異在於前者聲音一元,本於主角情感和印象,後者則往往眾聲喧嘩。因此,至少在這樣的脈絡中,掌握流徙者為何以香港為家,比香港本身更為重要。「Diaspora」一詞,沿希臘字根溯源,意謂離散。 因此論者(尤其早期)多聚焦流散人口的本源(在《Gweilo》的脈絡下也就是 Martin 和英國的關係)。胡氏雖然把 Diaspora 翻譯成「流徙」,減弱了「散」的意味,但吾人仍得宏觀地以殖民或後殖民時期的角度切入,使得 Martin 的例子不至於成為特例。
誰的香港?
「一條褲製作」為《Gweilo》炮製了兩段宣傳片,比較一般洋人和主角眼中的香港。而 Martin 走進九龍城寨、妓院和鴉片館,所看到的是政府不願提起,也是「鬼佬」印象中不存在的香港。「華洋共處」如今已略顯粗淺落伍,因為不論香港華人還是洋人,其身份認同在各自的集合中都不盡相同。然而在殖民脈絡下,兩者仍有較清晰的分界。
Martin 走進九龍城寨,為黑社會、性工作者和鴉片館感到驚訝。迥異於其父 Ken,這些第一身的體驗,都是家的開始,因為對於家的愛,總是建基於親身了解,而非一般「鬼佬觀香港」,因地位權力不同而造成扁平視野。與此對照的,也許是九龍皇后(Queen of Kowloon)和顯然精神出現偏差、來自美國的二戰敗兵 Nakasaki Jim。以前者為例,她行為異常,衣衫襤褸,錯把 Martin 當成至愛 Alexis,從店舖偷東西。包括 Martin 在內的小孩向她丟石頭,她捉住 Martin,卻又未加傷害,慈愛地撫摸 Martin 臉頰,表現人性一面。可是她始終活在社會邊緣。因此,他對九龍皇后移情,在身份政治的角度上,倒又彰顯其身份並非直接從英國一躍而就地認同香港;當中也有對移居他國,試圖與香港匯流卻又遭排斥的身份之憐憫。
近年香港本土思潮崛起,身份認同的問題日趨迫切。《Gweilo》呈現懷舊的力量——生命的最後時刻,他最大的心願是返璞歸真(authenticity)。這種對家的認同,是從擺脫薩伊德所描述之東方主義開始,即以西方視野觀察東方,並彰顯己身優越。親身經歷並不代表回憶恆古常新,因為隨時間推移和經驗累積,主觀感受能建構虛幻的真實。Martin 沈溺於他童年的香港,無法超越一時一地。《Gweilo》對觀眾的意義,不在純粹懷舊,更在於拉近我們感受城市多元的文化紋理,並叩問我們因何而愛。
語言混雜 展現香港特式
德國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認為,語言是呈現自身存在的重要形式,因此語言是存在的家。他所指的語言,固然不限於如中文和英文般籠統的劃分,但顯然包括這種語系分野。「存在」寄放了人的思想的體驗。《Gweilo》以英文開始,以廣東話結束,其間中英夾雜,演員也展現駕馭兩種語言的能力。但非母語也許總不及母語流利,由於現場配有字幕,觀眾對照字幕時,也不難發現孫氏說廣東話偶有舌頭打結和表達不順。這些非但未為表演造成窒礙,反而難能可貴,充份表現主角的雙重身份認同及其興合。像 Martin 的母親起初厭惡香港,對啟德機場和嘈吵的環境惴惴不安,後來卻隨孩子說起簡單的廣東話。殖民時代英人居住香港,地位崇高,吃的是他們在家鄉吃不到的半島酒店的下午茶,而語言轉換乃是融入當地社群和文化的重要表徵。
英文和廣東話都是香港的官方語言,不管是混雜的文化,還是血統,都是核心價值。這土壤正好培養了《Gweilo》,也使 Martin 安然地以此為家。此劇入圍華文戲劇節的暖節作品,實在意味深長。它拓闊了我們對華文的想像:誰是華人?是由膚色、身處的地點,還是要獲得國家的認同所定義?華文戲劇之判準為何?是語言、問題意識,還是種族和地域界限?這些問題就如 Martin 的故鄉糾結般,難以教條式定義,但也許這混沌所折射的,正是流徙之人以及香港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