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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複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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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慧妍｜文章刊出日期：2017 年 1 月 10 日

「大路的力量是一種特別的力量，不管一個人在大路上行走，還是坐飛機從它上空飛過。一個文本也有這樣特別的力量，不管一個人閱讀它還是抄寫它。坐飛機的人只看見道路怎樣穿過原野，以為它向前延伸就像周圍地區那樣是根據相同的法則。只有在大路上行走的人才會體驗到它的統治，和它怎樣對遠景、宮殿、林中空地、廣告牌及其每一個轉彎，像司令官在前線呼喚自己的士兵那樣發號施令，而對從空中飛過的人來說，那一地區只是一片展開的原野。抄寫的文本也是這樣單獨地指揮著抄寫者的靈魂，而與此同時，純粹的讀者絕不會瞭解文本內部的新觀點，以及文本怎樣穿過越來越稠密的內部原始森林開闢出那條道路：因為讀者聽從自我在自由夢幻的空間裡運動，而抄寫者卻讓它發號施令。因此，中國人的書籍謄抄工作成了文化經典的無與倫比的保證，而抄本便成了解開中國之謎的鑰匙。」

在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單行道》的〈中國工藝品〉一節中，班雅明提出了空間在「閱讀」中的兩種體驗。在上空飛行時，以鳥瞰視角看一條道路，道路的開展、拐彎、指示都明明白白、理所當然，彷彿本來就是如此。但以雙腿行走時，一個行人才能理解空間的每一處佈置、景觀、指示，以及它們具有的力量——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不會走在大路的正中央與汽機車、公車搶路，相對應地，行人道就只容行人在其中經過。所說經過，因為在道路上，我們不會無故停留——一群因著雨勢不知所措、塞在路中的途人（如那天觀看「小戲節」古亭場次後的我們），如果要暫停下來討論、思考、查查google map時，就要退到一個比較不礙事的位置。城市的運作有各種自成節奏，流動其中，我們遵守空間的暗示、又成為了它既定節奏的一部分。空間對我們發號施令，而遵守它的指示成為了居住於城市的常識，或美德，或義務。

在「超親密小戲節」中，一群看戲之人在各種室內空間內看戲，雖然大部分觀眾在藝穗節、小戲節、或其他經驗中，早已習得了另一種看戲習慣：在咖啡店、藝文空間、圖書館、甚至某陌生人家裡看戲，雖不算習以為常，也不致帶來多大的新奇。空間與常規事件的錯置帶來新的體驗，因為不習慣，這個不習慣反而為觀者創造了另一種觀看狀態：演出場地難不難找、坐得舒服不舒服、視線有沒受阻、冷氣是否太冷還是太熱了，一切都無法預計，端乎每次演出，還有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身體。

從一個空間走到另一空間，途中經過幾個定點，我們遵從演出指示而停下，聆聽關於社區歷史的導覽。此時此刻，空間的歷史或文化的碎片被重新端出來，不管它本身於我有無關係，腳踏之處的歷史，再一次被重新詮釋。如果把空間喻為文本，那就是，空間的文本得到了一次「抄寫」，這種抄寫，其實多少帶著班雅明所談的「左手即興」的成份。

「在這個時代裡，任何人都不可固執於自己的所『能』。實力表現在即興創作裡。一切決定性的打擊都是用左手打出去的。」

大稻埕的場次以app導覽，古亭場次的真人上陣解說。雖都帶即興成份，但二者的層次卻仍有差異。在古亭王貫英先生圖書館駐足停留時，你可以專心到底地注視解說員，但陽光的溫度、好奇觀望的途人、坐立不安的小孩，就是空間裡更多即興成份的複寫；而app即新科技帶來的不可預期中，則是另一回事了。

但不管如何，當空間被以不同方式、觀點詮釋時，它提示了當下我們所見的街道，看似理所當然並非一直如此，肉眼所及空間之處，必曾有外力介入，有些東西「怎樣穿過越來越稠密的內部原始森林開闢出那條道路」，才讓它長成今天的模樣，成為了今天身處空間的我們，必須遵從的一些暗示、被發號的施令。班氏提出空間與文本的力量，其實就是意在討論行人或讀者的能動性──意識到自己被什麼縛住，才有鬆動權力的可能。

「超親密小戲節」古亭區(相片由作者提供)

「超親密小戲節」古亭區-移動到下一個場地過程(相片由作者提供)

在10月22日的「越境連線03：街頭的劇場，空間的表演」座談會中，四位來自澳門或台灣的與談人，分別從街頭表演、街頭什麼時候成為了一個問題、藝術與社會運動的關係等切入，當日的討論角度、方式與主題，其實是頗為發散的。但唯一躲不過的是，四位與談人都談到空間與街頭、與劇場或表演中的權力的角力。某程度上，這也反映兩地同樣的政治樣態，畢竟，身處空間中，不管今天我們成為一個純粹的行人、還是一名街頭藝術表演者、甚至是社運中的參與者，都無法忽視這個街頭中既存的力量，以及，作為被治理的社會的一部分，它背後指涉了如何一個更大的權力結構——

一個行人，他抬頭看見怎樣的天空、走進怎樣的店鋪、腳踏多寬的行人道、陽光能否鋪到自己的身上、下雨時需不需撐傘、何時停留、何時前進，其實，都不完全是出自自己的決定。某程度而言，市民在政府、或政府創造的空間手上，他們的存在可能是很被動的。

曾幾何時，就有規劃者大幅重建巴黎的街道，把兩萬多棟舊房舍、及九曲十三彎的街道除去，把都市鋪成放射狀的筆直道路，自此，人民失去了街頭游擊的能力，只消一個命令，那些礙手礙腳的人民及他們所造的街壘，就可以被封鎖權威者的武力節點之中。空間被改寫一個秩序的、紀律的、一式一樣的形態，今天我們跑到巴黎旅行，已經不會記得當初五花八門、錯縱複雜的城市面貌，以及曾發生過的種種。而旅人走在浪漫之都，複寫的已不是當天的那個街頭，隨著城市樣態的改變，漸漸地，我們已經失去了以身體尋回歷史碎片的路徑。

自十九世紀，都市規劃被視為某種理性、進步的（城市）空間管治手段後，生活在城市的居民，也被一併規劃成配合空間而動的零件。他們不能雜亂無章地流竄於城市當中、不能在該A的地方做B的事，我們被規訓、教育要成為順服的市民、規矩的行人，尤如城市這個龐大機器中，微小而可管治的一部分。在需要被管治、分類、更新的空間裡，人們受公共地方的規章約制，日常生活行動裡，被教導必須遵守空間共識。偶爾，我們可以參加一場街頭導覽、觀賞一個街頭表演、或者遞交申請，在特定地點做一個展演，不過，前提是這一切都有始有終，這些都是特例，不是日常。

真正日常，延續著、進行著、較不為人察覺的，其實是我們每天走在路上，行人的身份。然而，在空間的活動中接受安排和規劃，行人的即興成份越來越少，行人道不能久留、馬路不是行人的，甚至連走路的記憶（拐哪一個彎後看到某個店後如何走），只消一個工程，你的記憶都很快會被消失。

如此看來，有意識地即興走路，又有點像一絲絲的抵抗，在日常中的我們，腳下每一吋街道、沿路久未營業的小店、殘破的建築、記不住的街名，每一處居高臨下無法發現的細節，用雙腳複寫速變的空間⋯⋯

又或者，在新的命令覆蓋舊的命令時，複寫這個被迫改路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