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的根源——意志與焦慮

本屆藝術節以「根源」為主題，並將各種節目劃分為不同類別，其中「專題探討：根源」類別共有六個節目，分別為《資本．論》、《女公關》、《特洛伊女人》、《共建美好家園》、《審判》和《十三聲》，筆者從《審判》一劇切入，以此探討主題的「根源」之說。

《審判》一劇改編自著名小說家卡夫卡的同名經典作品，由韓國「梯子肢體實驗室」擔綱演出。原著全書共十章，從小說原著轉移到劇場作品的過程中，創作團隊抽取原著中「在法律門前」的寓言，改編為開場和結尾兩段的抽象性對話，然除此以外，在長達兩小時的演出中未見有太明顯的核心性改動，故此筆者認為《審判》劇作忠於原著的程度還是頗高的。而在技術層面上，創作團隊從音樂、燈光、舞台設置等多個方面入手，強調了原著中的哲學思考，而演員強調能量釋放的演繹方式，亦對展現戲劇張力有著重要的作用。無論是小說原著還是劇作改編，《審判》都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正如主角K的處境，在沒有犯過任何過失的情況下，被全世界宣判自己有罪，到底有權決定「自己」有罪與否的，是自己還是外界？這個充滿哲學性的問題或場景，其實指向了卡夫卡所信仰的存在主義（卡夫卡普遍被認為是一位存在主義作家，同時亦深受尼采學說的影響），事實上，來自外界荒謬的指控引起了K的反抗意志，而K自身意志的形狀亦在此被凸顯出來，在某程度上，《審判》可以簡化為一場K的意志和外界壓迫之間的衝突對決，因此尼采、齊克果、叔本華等人所支持的唯意志論，對於這個看似荒謬的問題而言是一個很好的解答。

《審判》一劇的演員表現頗值得我們注意，飾演K的演員透過多番可謂聲嘶力竭的呼喊，以及幾近看得見雙臂青筋暴現的肢體動作，充份表現出原著中主角K的強烈焦慮，而在焦慮感的不斷累加和醞釀下，在劇作的結尾處給出了一個比小說原著更為確切的結局，即在節奏輕捷明快的音樂襯托下，K與其他角色身處迴圈之中，不斷重覆著各種歇斯底里的肢體造型，作為這場自身意志和外界壓迫之間的對決的結果，筆者認為這暗示了K將在對決中失敗。

回歸「根源」主題的探討，不難發現《審判》一劇有兩個關鍵詞，分別是「意志」和「焦慮」。關於「意志」對「根源」的呼應不難理解，一般情況下，會對存在主義進行討論的，通常只限於哲學家等少數人，但筆者認為，其實每個人其在人生中的一些時候，可能是像K那般顛沛流離之際，也可能是在某個蕭瑟晚秋深夜，我們都會驀地產生對「自己生存在世間上的意義」的思索。

《審判》演出相片（劇照由澳門文化局提供）

當我們在他者的對照之間探問自己「根源」何在的時候，或者我們平常尚可以安居在民族定義、國土分界、生活環境甚至是自己的成長經歷等這些不同面向的所謂的「根源」，但在內心深處的聲音面前，這些相對客觀的其實不過就是雜音，當雜音像洋蔥般一層一層的逐漸消去，我們將會發現「意志」能夠超越眾多常見的疑惑，彷彿為「根源」下了一個更深層次的定義。但不能忽視的是，在《審判》中外界的壓迫可是將K的意志摧毀殆盡，正如尼采本人一樣，卡夫卡也是個經常被疾病消磨得不似人形的天才，這種源於外界的無奈無疑宣告了「意志」這個源於內部的「根源」在不少時候都是脆弱不堪，從卡夫卡看破了這一事實的角度而言，他的焦慮和K的焦慮感產生了一種穿越虛實的連結，從而顯得更加立體。 有人說，現今的世界正處於一個「焦慮」的時代，這可以從更大的視角中切入。不少人認為，焦慮感在今天已成為了一種時代特徵，它可以追溯到全球化衝擊所帶來的身份危機，同時經過上世紀上揚的年代後，年輕一代向上流動的通道愈見狹隘，因「日本病」泛濫而產生的悲觀情緒幾近絕望，其中艾倫．狄波頓在《身份的焦慮》中對其定義頗有代表性：「擔憂我們無法與社會設定的成功典範保持一致；以及我們失去身份與地位將被奪去尊嚴與尊重」，而正是這種普遍性的焦慮，令逐漸成為社會主流的Y世代和K世代，顯得比起其他世代的人更為脆弱，甚至衍生出今天廣泛流行，「不以逃避或失敗為恥」的佛系心態，這相當值得我們反思。

言歸「根源」的話題，如果說昨天的「意志」已被今天的「焦慮」所取代，那確實是一整個時代的悲哀，卡夫卡的《審判》在1914至1915年左右成書，正值從「大幻想」之說橫行急轉至爆發世界大戰的時代，上帝既已死去，一切的繁榮都籠罩在戰爭和末日的焦慮中；而在人人都強調「夢想」和「機會」的今天，其實再亢奮的言詞無非是為了掩飾對落於人後，繼而被時代吞沒的焦慮，雖然兩者稍有不同，但在百年以後，舞台上K深沉的呼喊依然和筆者內心深處的焦慮遙遙呼應。

＊本文作者為第二十九屆澳門藝術節特約藝評人

＊原文於2018年7月5日原載於「澳門日報｜演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