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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說這個演出其實想討論什麼? 劇評人回顧2023澳門劇場(四之四)—— 如何說澳門故事?

「我覺得《隨身誌》和《消失的身影》最大不同是,《消失的身影》餵了很多背景資訊給你,究竟幾年幾月發生過甚麼事情,做過甚麼政策,社會出現了甚麼情況。《隨身誌》是省卻了所有這些,雖然也有剪報,但也很零碎,你沒辦法知道那個大事是怎發生,或大環境是甚麼。這件事他要留給觀眾,或者他就很純粹的,就是想我們怎樣去看記憶這件事。」

當我說這個演出其實想討論什麼? 劇評人回顧2023澳門劇場(四之二)── 《國民家庭》、《天上人渣》哪個更好笑?

「《國民家庭》我笑完之後,理解他這樣做,但裡面沒有甚麼讓我憶起,我只覺得好笑。《天上人渣》──我在想澳門有沒有人可以講到這種故事?他把香港的劇本改編成澳門的,但我會覺得澳門有沒有這類型可以很爆笑但又可以做到諷刺時弊。」

當我說這個演出其實想討論什麼? 劇評人回顧2023澳門劇場(四之一)──張健怡作為一種現象

「她的標誌就是能夠跟那些人合作,那些人就會帶到我們視覺看到的東西。潛意識是他們一個可以揮灑的舞台,因為自由一點,所以我覺得她故意選一些比較抽象的劇本去表現,她很清楚自己很強的地方在哪裡,於是選比較「虛」的劇本,但其實就在展現自己很強項的視覺語言、舞台語言或意象經營,很銳意把這件事發揮出來,這是她的特性。」

角色的故事—談《枕頭人》(二之二)

跟過去兩年的Long Run劇場系列《真的戀狗了》、《明年此時》相比,前兩者為中產階層吹起幻夢般的泡沫,而《枕頭人》則在選材上相對偏鋒與大膽,不管對演創團隊,又或對一般到劇院消遣的觀眾來說,這個時長三小時的暗黑之作,可說是一大挑戰。

文本的海洋—談《枕頭人》(二之一)

將巴特的想法置於《枕頭人》的背景,或者今日我們生活的社會當中,時代與地域的局限顯而易見,在絕對的權力底下,在「文化語言」相對薄弱的社會裡,讀者對文本的再生產也許並不如巴特想像中那麼自由、多元,甚至讀者本身也沒意識到自己有詮釋的權力。

回看2022年的評地

反觀今年,「澳門藝術節」的評論不管是不是本地演出的,一律只有特約駐站評論人的文章,會不會就是因為絕大多數內地演出都被取消?而國外、台港演出彷彿不說自明地消失也會不會是一個評論下降的原因?所以,本地團隊的作品,對本地評論人來說,比較不值一評,對不對?

已知的尋常,未知的《尋/常》

在Justus和Peter一次又一次對談中,Justus意圖建構(也許起初他自己也堅信)的尋常認知——Peter精神有問題,一再被撼動至推翻。這亦反過來意味著,作為客觀、真理、公正的判詞,也有著不「尋常」的面向,如果從Peter的角度去敘述,又或由Peter的妻子Frau去敘述,它都有全然不同的再現方式。

借用「海、岸、漁」——談澳門藝術節的本地劇作

回看這些澳門劇場創作,似乎有著某些共通點,就是都牽連著海岸及漁業的發展與意象。作為一個三面環海的城市,近年澳門的劇場創作,尤其一些談到本土社會、歷史發展的作品,創作人總是樂此不彼地說海、說岸、說漁業相關的故事,又或意圖借海的意象發展出更廣闊的人文思考。

我在看誰讀了《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

影像、搖滾樂、燈光效果充斥每一個段落,在前半小時的演出中,的確沒有讓人懷疑這個戲的內容是否過時了,可是漸漸下來那些原本可以提升詩意、想像的劇場元素,由於呈現上過於具像,生怕觀眾看不明白似的,那些含苞待放的花、歐洲風景圖片,卻是弄巧成拙地抵消了原本可讓觀眾自行腦補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