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演出到現象」一言難盡 2025 澳門劇場回顧座談(四之四):《水藍拾記》、《24個格維》、《你啟照》、《最美的對話》
卓早言:如果只是個人用舞台空間梳理自己,很想表達自己作為演員的生涯,是否未嘗不可?
Lawrence:我覺得可以,但要夠誠實,面對這個社會最誠實的感受是什麼?《24 個格維》也有這種誠實,但它沒辦法把這種痛苦變成劇烈的感受。
踱迢:從來都不是題材的問題,是怎麼去說的問題。私人的議題也可以,但能否講到最觸動的地方?
卓早言:如果只是個人用舞台空間梳理自己,很想表達自己作為演員的生涯,是否未嘗不可?
Lawrence:我覺得可以,但要夠誠實,面對這個社會最誠實的感受是什麼?《24 個格維》也有這種誠實,但它沒辦法把這種痛苦變成劇烈的感受。
踱迢:從來都不是題材的問題,是怎麼去說的問題。私人的議題也可以,但能否講到最觸動的地方?
Lawrence:《銳舞》本質上也在說人的狀態,頭半部是個 rave party,後面是拆解去看每個人的狀態。我覺得他是澳門少數有技術也有想法的編舞,一方面他能跳,另一方面他也能執行概念。
踱迢:有時看當代舞蹈演出,概念和執行是兩件事,這裡面我看到他把握自己的嘗試。
Ho Ka Cheng:《銳舞》比《我非我非我》好的地方,是《我非我非我》比較散亂,《銳舞》之中看到人的肢體和燈光的組合。
鷺兒:隨著科技的發展,這件事一定會越來越多。不論創作人如何思考這件事,還是因為要得到資助,我想起的是人類恆久以來的課題,就是和科技共存。很老套,但這不能避免。但如何更有深意地思考?這是對創作人的挑戰。
踱迢:當我們不停追逐新科技時,我們如何掌握最 low tech、最便宜,又能直接運用的東西?
戴碧筠:我覺得法庭劇場好像是觀眾一定要靠邊站,要選一個立場。你會有這感覺嗎?但看這戲時,或看其他不用做決定的戲時,就會有更多想像和思考空間。
鷺兒:但我覺得論壇劇場跟法庭劇場不一樣。論壇劇場是給一個建議,不管什麼立場都不太清晰;但法庭劇場要得到一個結論。它們相似的是有討論的過程,特別是法庭劇場是需要討論,溝通程度有所差別。
近年看過好些本地舞蹈演出,音樂與動作的和諧感總是很強,但這種和諧往往令動作過度依附於音樂,由音樂帶領著節奏與情緒,反而看不到身體的情感與記憶,況且聲音與動作必須同步嗎?不能有衝突嗎?甚至沒有了「配樂」,身體才更可能呈現出舞者本有的情感反應。這兩次看劉沛麟的創作,帶點去旋律、氛圍性的音樂、聲響設計傾向,為觀賞過程塑造出一個更寬闊的感官空間。
表演藝術評論網站「評地」二○二一年起每年舉辦劇評人的「年度回顧」,該「回顧」著重「具討論性」而非「最佳」的演出和現象/事件,二○二四年度「回顧」命名為「不選十大沒有最佳但可以講五分鐘的二○二四澳門劇場」。先邀請駐站評論人先在線上提名去年特別具討論價值的「演出」和「現象/事件」,第二階段則就票選出來的演出和現象/事件進行現場座談討論。以下為第二部分文字內容。
表演藝術評論網站「評地」二○二一年起每年舉辦劇評人的「年度回顧」,該「回顧」著重「具討論性」而非「最佳」的演出和現象/事件,二○二四年度「回顧」命名為「不選十大沒有最佳但可以講五分鐘的二○二四澳門劇場」。先邀請駐站評論人先在線上提名去年特別具討論價值的「演出」和「現象/事件」,第二階段則就票選出來的演出和現象/事件進行現場座談討論。以下為第一部分文字內容。
「我覺得《隨身誌》和《消失的身影》最大不同是,《消失的身影》餵了很多背景資訊給你,究竟幾年幾月發生過甚麼事情,做過甚麼政策,社會出現了甚麼情況。《隨身誌》是省卻了所有這些,雖然也有剪報,但也很零碎,你沒辦法知道那個大事是怎發生,或大環境是甚麼。這件事他要留給觀眾,或者他就很純粹的,就是想我們怎樣去看記憶這件事。」
「沒有大鳥就不是做這個戲了。我認為這個戲講當代美學是有點文不對題的,但是這個戲就好像很受大眾的歡迎。」
「《國民家庭》我笑完之後,理解他這樣做,但裡面沒有甚麼讓我憶起,我只覺得好笑。《天上人渣》──我在想澳門有沒有人可以講到這種故事?他把香港的劇本改編成澳門的,但我會覺得澳門有沒有這類型可以很爆笑但又可以做到諷刺時弊。」
「她的標誌就是能夠跟那些人合作,那些人就會帶到我們視覺看到的東西。潛意識是他們一個可以揮灑的舞台,因為自由一點,所以我覺得她故意選一些比較抽象的劇本去表現,她很清楚自己很強的地方在哪裡,於是選比較「虛」的劇本,但其實就在展現自己很強項的視覺語言、舞台語言或意象經營,很銳意把這件事發揮出來,這是她的特性。」
跟過去兩年的Long Run劇場系列《真的戀狗了》、《明年此時》相比,前兩者為中產階層吹起幻夢般的泡沫,而《枕頭人》則在選材上相對偏鋒與大膽,不管對演創團隊,又或對一般到劇院消遣的觀眾來說,這個時長三小時的暗黑之作,可說是一大挑戰。
將巴特的想法置於《枕頭人》的背景,或者今日我們生活的社會當中,時代與地域的局限顯而易見,在絕對的權力底下,在「文化語言」相對薄弱的社會裡,讀者對文本的再生產也許並不如巴特想像中那麼自由、多元,甚至讀者本身也沒意識到自己有詮釋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