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的故事—談《枕頭人》（二之二）
我到文化中心小劇院看的是首演。曉角「Long Run劇場」系列的第十一部。由李國威執導，香港著名演員梁祖堯的譯本。宣傳上用「暗黑喜劇」作標題，然而《枕頭人》無論如何也並非一齣可口的劇作，跟過去兩年的Long Run劇場系列《真的戀狗了》、《明年此時》相比，前兩者為中產階層吹起幻夢般的泡沫，而《枕頭人》則在選材上相對偏鋒與大膽，不管對演創團隊，又或對一般到劇院消遣的觀眾來說，這個時長三小時的暗黑之作，可說是一大挑戰。
幕開，一個在方框之內的審訊室。
審訊室上方是個舊式政治偶像的巨型雕塑，雕塑高過了舞台可見的部份，舞台右方是雕塑的頭部。這種雕塑所象徵的集權式的威權政治，不言而喻。這個「驚艷」的開場式，作為這個演出的影射或氛圍馬上見效，也很快消化完成，而且透過台詞，在戲的第一場就已說明了這是個「獨裁極權統治下」的故事背景。問題是接下來與表演的互動，能不能產生更多意義，因為它的形象與比例太過揮之不去，令人三個小時裡無法忽視它的存在。一方套一方的框框，也演示了舞台設計對文本結構的理解，每當台上角色在說故事時，方框便亮起或紅或綠的光，映照故事內容或言說者的內心感受。
《枕頭人》一個劇本中，包含了十一個故事，包覆在外的是業餘作家卡卡卡（Katurian）與哥哥卡米高（Michal）被審訊至行刑的過程。另外穿插於劇中的十個故事，有九個是卡卡卡所寫的，卡卡卡喜歡跟哥哥訴說自己寫成的故事，而米高則為驗證這些故事的情節而虐殺兒童。第十個故事是審訊他們的杜探員自稱由自己寫作的。整個劇作幾乎可列為「佳構」，它在統一的場景，一天之內發生，劇中人需要解決同一個問題。第一、二幕各分兩場，虛實並置，第一場總是現實中的警局，兩兄弟從被審訊到被判決；第二場均為將卡卡卡的故事戲劇化地演繹；雖然第三幕沒有分為兩場，事實上卡卡卡遭槍決後的自白中，哥哥與他的對話也算是「枕頭人」故事的戲劇化呈現（或延伸）。每幕戲都是一場實一場虛，相當工整。而除了劇本中註明在卡卡卡敘述時由其他演員出場演繹的兩個故事《作者和他的兄弟》、《小小主耶穌》外，整整三個小時的戲，一半以上的時間都由演員扮演角色去說故事。
《枕頭人》劇照（圖片來源：曉角話劇研進社）
於是「如何說故事？」便成為劇場演繹的核心問題。雖然大部份故事都出自同一劇中人卡卡卡之手，但演繹者卻周旋於卡卡卡、卡米高、杜探員三者之間，不同的人物，理應對故事有著不同的詮釋與想像，並呈現在表演當中。困難度在於不但要清楚表述故事的內容，還有人物對這個故事的態度。作為首演之夜，除了演卡米高的歐陽仲豪能保持一個固定的狀態去說故事之外，飾卡米高的梁展鴻和飾杜探員的楊彬，僅僅算是敘述了劇本中的文字，角色對故事的態度與希望表達的重點還顯得含糊。甚至有時在兩個角色輪流講一個故事時，會分不清誰在說，聽不出兩個人物在這個故事上有什麼不一樣的想像。吳嘉偉飾演的里探員是相對鮮明的，可惜他和楊彬飾演的杜探員，一個威逼、一個誘導，兩者的互動關係還沒有建立起來。
也許根本問題在於，在角色的塑造上，作為主要說故事人，整個戲的引領者，卡卡卡和杜探員兩個角色的塑造不夠清晰，常常只是努力在單一段落上搏取即時效果，效果有了，卻對整部戲裡保持角色的完整性毫無幫助。四個主要人物中，卡卡卡佔戲最重，整體情緒變化也最複雜，在選角上，梁展鴻的確是幾個演員中氣質最貼近卡的一位，可是一些小動作與反應卻常常令人抽離，例如被打後仍會手撥留海，又或跟哥哥談論死後會不會到天堂的話題時，卻優閒地手插褲袋。
表面上看來里探員充滿暴力傾向，事實上作為體制較上層的杜探員，其言語間的煽動才是暴力的源頭，而且他善於運用語言暴力向疑犯施壓，最後以槍行刑快狠準。去年在《我的換樓秘笈》表現可觀的楊彬，今次在塑造這個角色時似乎有些進退失據，角色未能立體呈現之餘，第三幕講述「視障男孩」故事時，更突然變得丑角化，與上半場的杜判若兩人，尤其當卡提問故事中的老人為什麼知道男孩是聽障時，楊回應的狀態是略顯浮誇地自語︰「好在我夠精靈。」我特別為這句突兀的台詞翻閱了胡開奇的中譯劇本，胡的譯本描述是︰
圖波斯基︰（想了一下）他看到他的助聽器。（卡圖蘭微笑著點頭。圖波斯基鬆了一口氣）孩子從書包裡拿出助聽器⋯⋯＊
顯然，胡的譯本中，舞台指示要求演員以動作呈現角色的內心衝突，而楊的表演則將潛台詞外化成通俗的語言。我不肯定胡的譯本有多忠於原著，而「好在我夠精靈。」這一句是梁祖堯的粵語譯本加進去的，還是演員或劇組的再創作？而那晚楊的演繹的確嬴得了現場零星的笑聲，卻讓人物的形象更片碎化。不過話說回來，「片碎化」的演繹，或許在今天網絡短片的審美慣性中已是常態，對一般觀眾的審美慣性來說，完整的角色塑造也許已不是一種應有的要求。在這個結構如此工整，原著人物塑造如此清晰，又長達三小時的劇作中，這種片碎化的演繹方式，是不是一種當代需求？
＊引文部份摘自胡開奇編譯，新星出版社出版之《枕頭人—英國當代名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