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眾被觀，以及戲劇的無奈——記觀《天龍》

「曉角」製作的《天龍》，是參考了日本文學作家芥川龍之介的兩部作品《鼻》、《龍》而創作的。故事講述有一個長鼻子的小和尚惠印，預言特別靈驗，遠近信眾都認著他的鼻子找他祈福，有一天他的長鼻子消失，在他高興沒了異相之時，他的師父卻因遊人認不到他的長鼻子減少到寺院而怒。惠印離寺，遇到懷孕婦人阿律時，不經意地說出三月龍昇天的讖語，在村人謠傳之下，龍昇天演變出多個版本，村子亦遊人如鯽、客似雲來，只有讀書人陽一深知謠言越演越烈之不妙，陽一在社會集體瘋狂之下有口難言，在旅遊旗幟的包圍之下，最後被集體/自我欺騙的老婦要求陽一寫信給她在遠方的兒子，拿著筆的陽一孤寂無言。

作為澳門的老牌劇團，「曉角」今次就著日本的故事，試圖重塑日本。在資訊流通的澳門，我們從小就受到日本動漫影視甚至電器的一切軟實力所影響，無違言，日本是文化輸出的強國，在港澳書店看到亞洲文學專櫃十之八九都成了日本文學的專櫃，對澳門而言，日本文化影響可以說是無孔不入，無微不至。

我們進去了舊法院的劇場，看到演員的扮相，旁邊設了的日本鼓，充滿了「我們熟悉的」日本味。澳門演員穿上仿日式的著裝、髮式、履屐，乃至化妝白面。日本的故事及想象我們不會陌生，甚至有點固化，看到澳門編劇、導演、演員生成的芥川改編的戲劇，正好檢閱一次我們自身所處的角度和位置。然而，透過劇情的演進，很快觀眾便能與真實的澳門社會連接起來，特別是龍昇天的預言，以及澳門演員所表演的社會瘋狂狀態，一幕幕，作為澳門市民的我們，並不會感到違和陌生。

不能不提《天龍》的舞台設計。「花道」、「假花道」是日本歌舞伎劇場會看到的裝置。在觀眾席的左右兩側，接連舞台。既是演員的出入所經之道，也是演區的一部份。而今次《天龍》製作，打破了鏡框式的舞台設置。除了主演區是舞台正中央比較大的方形台階，該台階左右後有兩至三條延伸至兩側的、參照「花道」的曲折小徑，及至舞台兩側，又有可讓演員走動的演區，皆可連續出入口。觀眾則是被包含在整個場域之中，在二條曲折的「花道」之內散落而坐。舞台的設計沒有使觀眾成為一體和表演對立，表演在觀眾附近、不同地方發生，觀眾的視點乃至身體必須跟隨之注視，乃至隨之遊轉。

觀眾雖未至於遊走，但身體被演出者所帶動，彷彿走入情節，成為街坊一員。表演發生在不同的空間，殘象停留於觀眾不同的位置，從此往彼看的不止於演員的演出，還有很難看不到的、底下觀眾的反應。星羅棋佈的表演與觀眾所處互為映襯，這與鏡框舞台乃至所參考的歌舞伎舞台迴異，更像中國園林的借景，或是以人入景，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觀眾不止於觀景（演），也為景（演）之部份而被觀。既以庭園作為譬喻，就不是日式的廊上觀庭，石鐘盤松庭砂擺得細緻靜止，等著觀賞者隨時間轉化而凝視。更像流觴曲水，表演在「花道」順序秩出，流至不同區域表演，觀眾或臨近看到演員的細部變化，或者從遠處看到表演及至觀眾的反饋，就看觀者的眼睛能捕捉到甚麼，便是甚麼。這種變化既是固定的，經過設計的；亦因為有了現場觀眾之反應，也是隨意的，難以預測的。

遊園有其四季晝夜變化之趣，而《天龍》一劇則控於大鳥羽翼之下。大鳥的戲劇我們並不陌生。我們看著戲裡的人，雖不在那個虛幻境間，社會變異卻為相通，當龍昇天傳言使大眾乘興而起，各式旗幟嘎然落下，澳門人熟悉的，類近澳門各大賭場酒店Logo符號像道敎符咒一樣封印在場域四周，作為人口密度世界第一，旅遊密度也是世界第一，仿如符咒施力一樣澳門演員陷入瘋狂地潑水澆身之下，大鳥將現實再現於劇場的小環境，故事是否發生在日本已經不重要，見過世面的澳門人，再一次被提醒，環境、謊言使人們陷入瘋狂，即使我們已經習以為常。

在「曉角」的網上演後坐談，大鳥有談到他對最後一幕的處理，唯一知道事實的知識份子對現實的緘默，使老婦被社會和自我繼續麻痺，執筆者（趙啟業飾演的陽一）束手而自責，大鳥也談及到這是少有的作品而沒有提供光明的出口。這種寂靜侷促在舞台的設置再一次發揮了效用，筆者當日並不只看到陽一，更很難看不到就近觀眾的反應，無奈感產生了加乘效果。

這種氣氛，其實也是一次難得的機會讓觀眾看到觀眾的無奈。

《天龍》演出相片（劇照由曉角話劇研進社提供／攝影│KBT Photography）

*2017澳門基金會「市民專場」演出評論計劃

原載於：《澳門日報｜文化演藝版》，2017年5月4日：觀眾被觀，以及戲劇的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