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此刻》的社會「貼題」及其美學中的不滿

近年來澳門社會看似平靜安逸，市民不愁沒工開、沒飯食，年年有錢派，不少社會福利都比鄰近城市或地區好，就連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澳都大讚說：「『一國兩制』是『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但事實上，由2016年「暨大一億遊行」引發民主派議員蘇嘉豪被暫停議員職務，至到「反送中運動」期間引起的各種事件——當中包括反警暴集會不獲批以及多名香港人士被拒入境，以及政府正要安裝一千六百多條人臉識別智能燈柱和成立多個安全部門——可見，澳門的自由度卻正在逐漸萎縮。《此時此刻》在構思伊始，或許沒預料到這些事發生，但內容卻是對此時此刻澳門的自由民主狀況作出強烈的回應，連三位編導——李銳俊、莫倩婷和張楚誠——都在編導的話中說道：「今年完全翻天覆地，然而卻也殘酷地貼題。」然而，筆者看畢演出後，一度思考劇場的本質為何，「殘酷地貼題」又是不是劇場應有的責任？

《此》是由「石頭公社藝術文化團體」主辦、受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和提摩希・史奈德《暴政》啟發的一次製作，內容涉及《一》的改編情節，而主旨也貫穿《暴》所提出的觀點。

《此時此刻》演出照（劇照由石頭公社提供）

演出開始，觀眾進入一個空的空間，在當中自由行走，其後莫、張兩名演員在人群中共舞，氣氛尤像個盛大的舞會，而觀眾是舞會的參加者。隨兩人的舞步逐漸緊張，互相向對方肆虐，兩性權力互相拉鋸，似是對性別政治的思索。然而，演出者不放過每個在旁看戲觀眾，叫他們圍成一圈，被命令做眼保健操。演員一連串象徵香港抗爭運動指令的形體動作，配合緊張的打數節拍，營造出一種深沉而可怖的氣氛。置身其中，觀眾尤在體驗政治高壓的內心世界，任人擺佈，身不由己。

演員在角色和主持人之間切換角色，時而入戲，時而詢問觀眾問題。觀眾被逼就諸如性別、年齡、是否想到大灣區生活、是否想到另一地方生活一段時間等問題表態、歸邊。或許演員想打開話題匣子，與觀眾熱身，令他們在後半部份更加投入。輾轉間觀眾來到了「大洋國」，坐著觀看溫斯頓在餐廳中進食面包和麥皮（？）。演員夾演夾敍地帶出《一》中惡劣的食物品質以及腐敗醜陋的官員，這點與台後白幕上投映出的澳門居民對居住環境和安全的滿意度形成強烈對比。另一段在《一》中的情節則是溫斯頓與茱莉亞的相遇，以及溫對收藏筆記一事感到恐懼。劇情就此打住，兩名演員慨歎因情節太悲慘而無法繼續，遂開放討論空間與觀眾討論應如何更改結局。觀眾的反應不怎麼熱烈，令場面顯得有點尷尬，但演員還是把想法記下，然後退場說改變結局。最後劇情不了了之，以投映一些經CGI把演員面貌key在角色上的TVB經典電視劇作結。

《此》在宣傳其間極為神秘，沒有劇照和宣傳片，筆者還是在入場前看到場刊，才知這是改編的「文學劇場」。雖以《一》與《暴》二書為基礎，但演出在美學處理上並非以還原或重構作品的文學性為目的，而是借文學直面港澳的政治狀況。起初，觀眾被演員指示做眼保健操，觀眾沒有反抗，反而不明所以地跟著做，不少人還感到有趣。而筆者當時對此有所疑惑，但還是顧慮演出進度和觀眾體驗依命令照做。一方面，演員對觀眾的呼喝或挑釁，似乎想他們感受極權專制的高壓統治，而從澳門觀眾順從的舉動來看，創作者也印證了澳門和諧的社會風氣。另一方面，筆者質疑此種「類參與式」的劇場手法的道德證成是否站得住腳，意即，以強硬的手段告訴觀眾政治強權是否合理？

坦白說，在眾人面前就這些與政治相關的問題表態，使筆者感到有點不自然，這也是影響觀眾政治傾向的另一步。創作者亟欲使觀眾歸邊，試圖通過問題和對澳門社會狀況的諷刺來喚起他們在政治上的道德勇氣，然而，在政治動盪的氣氛下，為何眾人都要政治表態？我們有沒有不表態的權利？政治取向是一道光譜，在黑和白之間，存在一大片灰色地帶。在演出時，雖然有中間領域可站立，觀眾或因群眾壓力而選擇跟隨同儕，使他們在思考問題時不自覺地進入了「同溫層」，缺乏思考更多的可能性。

通過挑釁、問問題和演出反極權敵托邦經典選段後，觀眾被分為兩邊——支持或否定創作者的立場，於是在最後討論結局，仍至把《一》的情節與澳門現實社會掛鉤的部份，就成了一場「假諮詢」。在緊張的演出過後，筆者眼見只有少於五位觀眾發言（在其他場次或許遠多於此數目），而他們大都對創作者的見解穿鑿附會，未見有深度分析和探討。值得關注的是，兩名演員的主持技巧欠佳，在某觀眾發言時，他們則站在他/她的身旁輕聲細語，把其他觀眾排除在外，整個討論時段的不單沒有勾起觀眾發言的主動性，而且也沒有開放更廣的討論空間。演出結束時，投影幕投映出「演出其實已經結束。然而我們的故事，馬上就要開始。」或許討論意不在思考如何解決問題，而在呼喚觀眾的政治覺醒。

《此》是一次富有政治意味的演出，運用《一》和《暴》二書的情節和基調，使觀眾反思現今澳門的自由狀況。李是「石頭公社」的創辦人之一，而莫則是第二代成員，兩代人聯合創作的作品，把劇團所傳承的精神表露無遺。《此》是直面政治的劇場演出，很有「石頭公社」在九十年代末作品中那種尖銳和前衛的風格，作品多直接抨擊政治流弊，諷刺社會歪風。此類作品在現今澳門劇場少見，此時此刻見此作品，不單反映澳門的自由正響起警號，更是澳門劇場的一顆震撼彈，重新煥發劇場久遺的「進步情緒」。然而，劇場——如像其他藝術形式——其中的特質是給予觀眾自由，讓他們自行發揮想像力，藉此對抗極權。若急於教化觀眾或刻意「貼題」，自由便失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