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枕頭人》到澳門故事
澳門著名劇團「曉角」LongRun劇場系列《枕頭人》於1月7至12日上演，《枕頭人》（The Pillow Man）被認為是暗黑喜劇、驚慄童話，於2003年由英國劇作家Martin McDonagh（馬丁．麥多納）所創作，曾在英美等獲最佳戲劇獎。
是次演出在演員、布景及燈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現，導演李國威的功力無庸置疑；主角梁展鴻有別於之前音樂劇或輕喜劇的風格，演繹如此暗黑與怪異風格的劇作，有所突破表現不錯；布景的巨大雕像表現了一種權威、莊嚴和沉重的壓迫感，有效地烘托出本劇暗黑寓言式的風格；舞台上布景與燈光結合設置了三個方框，會發出紅、綠及白色，這三個方框分別置於舞台前中後位置，可以理解為透明的第四面牆，同時在舞台空間上區分了主角身處的審訊室現實、主角創作的小說內容、主角的回憶，這個設置有效及簡潔地區分出不同的物理空間與心理空間，同時又增加了劇作的詮釋層次感。
《枕頭人》劇照（圖片來源：曉角話劇研進社）
虛構故事與社會真實
故事內含多個不同的暗黑寓言故事：《小小蘋果人》、《路口的三個死囚籠》、《河邊小鎮》（借用德國民間故事《花衣魔笛手》）、《作家和作家的兄弟》、《枕頭人》、《小綠豬》、《小小主耶穌》、《鐵道上的聾男孩》等。各具體故事內容在此不贅述，總體而言全劇要探討的就是虛構的故事文字與真實的現實社會之間的關連，而這個關連可能會是一個充滿張力的緊張關係。
虛構故事與真實社會之間是如何建立起關連？那就在於人類主體的心靈，或是人格構成，具體就是：故事影響人的心靈（或人格構成），而人則按照心靈的想法去行動和創造現實，由此反映了故事的強大威力。這其實是一個極其生活化的過程，試想想在日常生活中聽過多少次長輩們訴說的事蹟；聽過多少身邊同事或朋友的旅行經歷或八掛；聽過多少次有關公司老闆背後的傳聞等等。這些小道消息、傳聞八卦等等，通通都可視為一個個小故事。
尤其長輩們所說的舊日事跡通常都是「威水史」，大家聽一聽然後笑一笑就算了，但如果上升到國家社會層面，後果可能非常嚴重。
主流媒體中經常有一句「講好澳門故事」，這句子到底在講什麼？故事由2013年開始，某國國家主席首先提出了「講好某國故事」這句話，然後發展成五點：講好某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故事、講好某國夢的故事、講好某國人的故事、講好某華優秀文化的故事、講好某國和平發展的故事。
舊時代的說故事者的唯一責任就是講一個故事，但今天的說故事者多了許多責任和義務，如果說不好、說不對，無法合乎代表國家的故事審查員口味，後果非常嚴重，就像劇中男主角最後被電死，或歷史上許多文字獄怨魂。
劇中的《枕頭人》故事正是全劇最核心的部分，枕頭人為了小朋友免受日後的痛苦人生，會引誘小朋友自殺，當枕頭人成功時，一個孩子就悲慘地死去；而當枕頭人失敗時，一個孩子就活在苦難中，長大成人後依然過著痛苦的日子，然後悲慘地死去。或者枕頭人也像一位移民顧問，當成功說服某人移民時，某人就在他鄉成為二等公民；而當失敗時，某人就在只有旅遊服務業的故鄉生活，然後成為二等公民（旅客成了一等公民）。
枕頭人其實更像一個說歷史的人，它一早就向我們訴說過不同國家的歷史命運，例如閉關鎖國必不可行；破壞國際秩序必受國際制裁。但我們偏不相信命運，偏要敢於亮劍與世界為敵。偏要虛構大量光榮故事或「威水史」，罔顧或忽視歷史事實，拒絕從歷史中吸收教訓。
「講好澳門故事」下的澳門角色
「講好澳門故事」其實就是一個暗示，暗示了什麼值得講，什麼不要講，例如在清零政策之後，傳媒鋪天蓋地報導經濟復甦的新聞，其餘一切死亡人數、自殺人數或人口老齡化問題等議題皆為「不好的澳門故事」，那就不說也罷。這同時也涉及另一個更大範圍的敘事框架，那就是澳門的歷史角色被功能角色所取代！澳門被放在「大灣區」的框架下被檢視、被表述，被安排要肩負某種功能，被表述為旅遊休閒中心、中葡商貿平台、以中華文化為主的交流合作基地等等。
這些功能表述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停重複，讓世人甚至我們的下一代每次想起澳門便聯想到旅遊及休閒，忘記了澳門的歷史角色，忘記了澳門其實有數百年歷史背景，曾經是天主聖名之城，曾經是中美望廈條約的簽署地。故事其實就是角色的背景框架，把相同的A角色放進不同的故事框架之下，就會有不同化學效應。對許多澳門人而言，中心、平台或基地這些字詞只是功能，即使澳門不具備這些功能，澳門仍然是澳門，也就是我們出生、成長、談戀愛、做創作和實踐理想的城市，這個城市不叫什麼中心或基地，這個城市就是「澳門」。
曾經有位朋友跟我說，澳門之於某國就像拉斯維加斯之於美國，你絕不會期待拉斯維加斯作為賭城會培育出文學家吧，試問要在文化沙漠種出藝術花朵有多困難？我認為澳門並不是拉斯維加斯，澳門這角色能否不放在這種故事框架之下被表述？有沒有更多其他可能性？我們會如何向世人、向我們的下一代表述一個什麼樣的澳門故事？
《枕頭人》劇作裡有一段台詞「講故事者的唯一責任就是講一個故事⋯⋯沒有企圖，沒有什麼用意。沒有任何社會目的。」這是一個多麼卑微又純粹的小小希冀，這也是我在澳門觀看《枕頭人》所獲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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