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語狀態中探索：《未境作業》對身心障礙的詮釋和轉化

所有人對世界的理解方式大相逕庭，且都會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偏見書寫故事。事實上，除了吸收事情的方式外，敍事風格的不同，也會構成不同的故事。

尼日利亞旅美作家阿迪契（Chimamanda Adichie）曾警告世人「單一故事的危險性」（註1）。她以世人的「非洲印象」為例子解釋當我們聆聽的只有一種故事──如非洲落後貧窮，便會造成對事情的嚴重誤解。

我們可以把「石頭公社」與瑞士Weinheimer/Elber公司的作品《未境作業》視作突破單一故事的嘗試。十多位本地和瑞士身心障礙人士，在編導瑞士的Michael Elber與Chris Weinheimer以及「石頭公社」莫倩婷帶領下於南灣舊法院黑盒劇場同場演出。他們有時會相互給予指示，玩起角色扮演的遊戲，但更多時候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說故事。這些故事以及他們的表演方式，共同建構了一個對「身心障礙者」的龐大敍事。

《未竟作業》演出照（劇照由石頭公社提供）

不可譯的感受才是真實

演出開始時各式不同的椅子散落於表演區中。十多位演員並無「心智正常」和「身心障礙」之分，每人拿起一張椅子，以自己獨有的動作開始表演。這種多元的形態，雖然好像將舞台割裂成無數小份，但是椅子和人的共相將他們相互連結，並非全然獨立。

林婷婷在評論《Disable Theatre》時認為編舞家利用「你閉嘴，看著我」的劇場規則，從身體的舒展與被困，顛覆了觀眾與特定社群消費與被消費的關係（註2）。同樣是觀看心智障礙表演者的《未境作業》，相同的問題也再次浮現。本文無意將問題延伸至廣義的藝術消費關係（當觀眾和表演者透過舞台藝術形成消費關係時，他們之間的交流能否保持純粹？）。這裡的消費是指觀眾因觀賞身心障礙所構成的奇觀所造成的剝削和不平等關係。

主體與異己（the Other）的張力貫穿整個表演。當每位表演者訴說自己的故事，都會由莫倩婷和Micheal Elber先翻譯成英語，再翻譯成德文；或先翻譯成英語，再翻譯成廣東話。在轉譯的遊戲裡，意義經已無可避免地喪失其中。其中一場兩位表演者在翻譯的協助下，向對方下達指令；另一場，表演者阿來用電腦開啟不同聲響，其他表演者做出相應動作；一個表演者說這種表演太暴力了，在舞台後方睡覺去了。

劇場上語言分崩離析

此時此刻，正常──高與失智──低的消費式想像早已消弭，因為他們不再為兩個簡單的形容詞所定義。他們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有著自己的喜好和表達形式。劇場上的語言範式經已轉移；日常使用的邏輯性語言經已淪為次要，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以身體主導，配合聲音表達意義的嶄新形態。當無法掌握邏輯性語言的表演者發出一個個難以理解的單字聲音，或者說起瑣碎的故事，我們之間就好像各掌握著對方不能明瞭的語言。乃至到最後，他們表演起自己所創作的故事《黑心皇后》，劇中人一個接一個被皇后殺死，（心智正常的）觀眾就好像走進了他們的嘉年華會，哈哈大笑起來──最簡單的情感、不可譯的感受，成了我們溝通的橋樑。我們的愉悅都是相同的。

終於，大家從巴別塔故事中的失語狀況回歸到無法言說的本真。表演開始和結束時，播起約翰連儂名曲《Ordinary People》及Radiohead的《Creep》，彷彿心智障礙者的自憐。劇場上的每個人終於從碎片化的語言中達到了真正的開放和平等，而身為觀眾的筆者也從中得到哲學和藝術性的反思。

文化雜音之必要

劇場上他們訴說一個又一個的故事，孰真孰假已難以分辨。事實上，劇場上的「正常」和「失能」也沒有標籤──你幾乎無法從表演中辨認出兩者。只是此時的劇場表達似乎比我們更少了修辭而貼近本真，因此每個故事都是心理狀態的反映。

當中不少故事對我們而言都是簡單而瑣碎的，記得有一個故事大意是：「我上星期到了珠海長隆附近掃墓，同行人士分別向兩個祖先獻上兩隻乳豬。我們把兩隻都吃完了，一隻好吃，另一隻不好吃。」

來自瑞士的一位表演者也說了一個故事，大意為：「我來自瑞士的一個城市，有心臟問題，曾做過兩次手術。家人都很擔心。」當表演者說第二個故事時，現場的其他表演者圍著她踱步，似乎感到不耐煩。聽完了這兩個故事，筆者的第一個反應是：「然後呢？」我們都對意義過於習慣，以至希望從事件中從字裡行間讀出一些什麼東西來。然而，或許說故事的人，其實並不在乎意義，只是希望把他們當中最關心的事情與觀眾分享──吃到美味的乳豬時的喜悅、對身體狀況的擔憂，僅此而已。

此後，又有另外兩位分別操廣東話和德語的表演者同場，一位說起香港正被史上最大的颱風吹襲的故事，在列車上人們窒息的故事，另一位又說人類應為中華白海豚滅種負責。二人的故事似乎相互獨立卻又一唱一和，尤如二重奏，又彷如莎翁筆下有智慧的傻瓜（Fool），虛構的故事中頗有呼應香港近期現實社會事件的弦外之音。此時的劇場的虛構與社會的現實產生連結，前者成了異托邦，讓我們重新思考現實之中除了邏輯思維以外的種種可能。

未竟才是日常

接近尾聲時，所有演員包圍觀眾席，以自己的語言大聲說起自己的故事，語言的多元造就了眾聲喧嘩（heteroglossia）的景像，也是世界的縮影。語言的混雜和文化的誤讀正是我們的日常，更遑論社會階級、城鄉差異等溝通的障礙不可逾越。人與人之間完全的契合，從來都是未竟之業。《未境作業》中一個個的故事，就像映照現實的鏡子，讓我們重新審現溝通的可能和不可能。

註1:〈Chimamanda Adichie：單一故事的危險性〉。TED. 2009. https://www.ted.com/talks/chimamanda_adichie_the_danger_of_a_single_story?language=zh-tw

註2: 林婷婷，〈憑甚麼評論 DISABLED THEATRE 之八道問題〉，見於《論盡媒體》，2016年05月31日。https://aamacau.com/2016/05/31/8-disabledtheatre/

* 2019 澳門基金會「市民專場演出」評論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