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

信與不信，可有選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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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鍾世傑｜文章刊出日期：2015 年 6 月 9 日

近年，德語劇場的作品在兩岸四地皆逐漸受到重視。北京的林兆華戲劇邀請展、台灣國際藝術節以及台北藝術節等，是次在澳門藝術節演出《信任》的柏林列寧廣場劇院，漢堡塔利亞劇院，以及即將於本年度八月份在台北藝術節演出《失竊的時光》的德意志劇院等先後到訪；在港澳台等地，藝團和創作人引進了德國劇作家的新文本，希梅芬尼的《金龍》、梅焰堡的《醜男子》以及李希特的《電子城市》等先後在港澳台上演，一時間，踏入二十一世紀的10年代，德語劇場作品仿佛成為劇場人的新寵兒。劇場作品的形式和文本起源，也繫於時代的發展。今天資訊社會的發達，加速了全球一體化，文化差異和排斥，也逐漸減少。身處在港澳的我們，英美甚至俄國作家的作品，可能為劇場愛好者所熟悉，在所謂全球化的影響下，我們對西方文化的印象也多屬來自於英美，相較之下，德國當代的新文本和作品，作為歐洲流行的表演形式，的確是相當新鮮的體驗。

脫離劇情，直接演講的劇場形式

是次到訪澳門，作為藝術節閉幕演出的《信任》，由劇作家李希特，作為當代德語劇場之編劇及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親自執導。甫開場即以演員和舞者穿插於台上，相繼墜地、起來、相互拉扶又再墜地等；舞台上的黑銀色地板是反光的，背景是兩層高平均分成十四格的黑色鐵框，一位女演員在鐵框右上角的一格，道出劇中第一段台詞：“即使我離開你，也不會改變什麼，即使我留下來，也不會改變什麼”；這段台詞也貫穿著全劇的多個畫面，人、舞動、時而對峙又相擁的肢體語意、與文字間之並置和互動，舞台的色調跟背景的鐵框，共同營造出一份冰冷無色彩的視覺環境，人在掙扎著也在怒吼，但似乎充滿著無力感的慨歎，在演員和舞者的關係可見，也見於台詞間的各項事件。整個作品的事件，並沒有形成明顯的故事結構在推進，甚至近乎沒有角色關係的存在，他們也沒有隨著事情的發生，而出現自我的改變；各個角色的獨白中，有人失去一段感情關係、女孩遭父母遺棄、中年女人愛結交年青俊朗的男子，但男子為求一紙合約收取金錢、關於基金的價值隨年月而愈滾愈大、“銀行變成國家經濟”已取代“國家是經濟命脈”等等的訴說目前歐洲人的處境(註1)，女孩說著“總不能每次憤怒時就穿上件哲古華拉T恤，那無法達成目標”。整個文本和演出，對於當下的歐洲人之處境和趨勢，劇作者並沒有為此作一個自身期許的總結或一些說教式的解決辦法，而只是集中在呈現眾人在這個時代之下的狀態與情緒上的反抗。當我們習慣了所有的教育和良言，都是教人追求夢想，充滿希望，而這個作品就是赤裸裸的告訴觀眾，我們身處在這個大時代之中，即將崩潰的精神狀態。你是否對當下樂觀或是悲觀，對將來是希望還是無奈，就由觀眾憑藉自己對現今政經環境的看法去理解了。

正如李希特對劇本的背景簡介，乃是取材自2008年金融海嘯的危機後，人對政經機關以至人際關係上的不信任和情緒之震盪。演員和舞者透過舞蹈，或是具象的崩潰，也可以是抽象的旋動喻意人無法逃離大環境的旋渦，與文本和現場音樂結合，呈現歐洲人對劇作背景之狀態，形式被譽為與布萊希特的劇場理想愈見接近(註2)。台詞隱約可讀，在歐洲經濟不景氣的當下，人民的矛頭不單只指向銀行和金融界，也質疑著民選政府的組成，在金錢和經濟層面上，資本的重心似乎正在轉移到東亞，經濟正在起飛的中國，上海的金融中心。

歐洲人的當下，對中國人的預示

李希特在5月30日的演出前之導演對談中，分享他寫《信任》這個劇本，有著在思考當今歐洲人對代議政制和金融體系的質疑，也對經濟環境正在起飛的中國充滿好奇；《信任》這個作品所呈現的，無論藝術上還是觸發思索社會情勢的層面，已不獨是關於德國的狀況了。二戰後西歐多國的代議民主與資本主義社會主導下，高稅制和福利社會帶來了富裕，但隨著近年的金融和債務危機，這樣為東亞民眾嚮往的政經制度，似乎發展至終結，潛藏著更大的社會危機，也受著歐洲人的質疑。

世界的重心和焦點正在向東亞轉移，中國持續多年增長的經濟數據；澳門則憑藉賭業達致世界富裕城市之一，踏入2015年後，卻因內地持續打貪而賭收飽受影響，《信任》以歐洲人的視點，似乎帶著寓言在這裡上演。民主和法治的歐洲社會也走到制度上的瓶頸位置，面臨國民的質疑和不信任，那麼以人治制度，崇尚所謂自由市場，炒賣投機，以至單一產業致富的澳門，把所有的信任也押在經濟數據持續上揚的時候，這個大環境之下也是找不到出路，只有繼續在高樓的玻璃牆內，遠眺樓下的繁華，既隔音也是安全的。引用劇中女孩所說的其中一句台詞：“因為金錢改變我的價值，改變我與其他人的關係，我終日害怕一夜間變得一文不值，面臨崩潰的危險”。以中國人愛建造高鐵到各省各地，比喻今天的政經環境，只是我們一同坐在全速前進的高鐵上，一直向前，已不容有所停滯，人是離不開車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