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天上人渣》

《天上人渣》這個劇目於2010年在香港文化中心（劇場）初演，距今已有13年，雖說好的劇目是歷久不衰，但創作的背景正值港府為挽救樓市，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以及受到《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等貿易政策刺激下香港經濟急速發展，當時樓市幾乎回到令人心有餘悸的金融風暴前的水平，反觀澳門如今的經濟正值萎縮期，從前賴以維生的博彩業以及旅遊業收入銳減，「為何一個十多年前的劇本，今天澳門朋友會有興趣搬演？箇中的笑話還生效嗎？故事中的人物，大家還會覺得荒謬嗎？」這個疑問不單是編劇的疑問，也是我是次觀賞演出時的指南針。

《天上人渣》演出照（照片提供：兄弟班藝術會；攝影：Cathie Lam）

既然是次劇目與樓市有關，舞台如何營造樓的感覺便十分重要。今次演出空間我會形容為「不貪心」，觀眾一坐在觀眾席上時，映入眼簾的是台正中有格柵作飾面的大柱，由柱作為中心，兩塊「木條牆」往觀眾方向延伸，構成一個梯形的空間，這就是整個演出可以被觀眾看到的前台。從空間的分佈，可以突顯故事發生的舞台——朱彪剛添置的新樓盤，是如此的小，而有格柵作飾面的大柱、兩塊「木條牆」垂直有著距離的木條，都令我聯想到角色們皆身處在牢籠之中。舞台的設計除了營造眾人被困的氛圍外，結局保羅正沾沾自喜以為自己作為吃人的人逃出牢籠，卻最終在台中央大柱（一個更小、籠柵更明顯的牢籠）中被排骨和班長的遺體砸死時，成功加強了劇本對保羅的死的諷刺，因此是次演出喜感之強烈，與舞台設計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另外，是次演出為了加強在澳門的代入感，對白上有關香港人的共同苦難，大多都有做澳門「在地化」的處理，如：更改樓盤以及排骨所屬字頭的名字、保羅逼朱彪唸洪門誓詞時加入疑似葡語（筆者不懂葡語及土生語，故未能斷定是何種語言）、保羅「冚家剷」的原因由於沙士前夕置入淘大花園變成於新冠疫情前夕回武漢探親等，然而我認為上述處理未能達到「在地化」的效果，其中一個例子是，今場演出當保羅講到自己「冚家剷」時，大多數觀眾都有笑，但如果是香港觀眾，看到保羅的經歷時又能否不激起當年的椎心之痛呢？我認為本次演出「在地化」的元素如：洪門、懂葡語或土生語、以及於新冠疫情前夕回武漢這幾個要素，除了在澳門人當中有類似經歷的人佔少數外，更大原因是這些要素於澳門華人圈當中不屬於共同苦難和回憶的級別，因此我認為今次的「在地化」實在畫虎不成，更有點畫蛇添足的感覺。然而，平心而論，許多劇目在澳門在地化異常困難的原因，源於澳門人的身份認同仍然模糊，自然可以喚起澳門人共鳴的共同苦難和回憶也寥寥可數，希望日後創作團隊甚至其他團體先直面這個問題，才能發掘出各類劇目於澳門「在地化」的可能性。

然而，要回應開首提及過的問題，也就是這個文本所論及的議題，是否與澳門觀眾的現況產生連結呢？從我所看場次幾乎大多數場口笑聲都此起彼落，證明這個劇目能夠和澳門觀眾產生連結，然則，到底令澳門觀眾——我們產生連結的又是什麼呢？樓價，雖然是我們正面對的問題，但若從初演算起，至今樓價已高企了13年，相關議論亦持續了多時，論述「樓盤」於一個小市民的意義多離不開置業是因為要建立家庭云云。然而對於澳門人作為人的自主性卻甚少成為大眾的議題，根據劇情，三位舊同學雖然身份特殊，在朱彪面前充當了「人渣」老前輩，但要赴沒見二十多年沒有什麼感情基礎的朱彪的約，內心不夠寂寞是做不到的，而朱彪作為一個劇中最「正常」的「正常人」，卻唯有死命抓住「老婆」和「樓」才能換取一點作為人的尊嚴。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劇中社會對一個「正常人」的要求便是一段婚姻和成為業主，最終的結局看似朱彪成功得到了婚姻和置業，但也是建基於他不得不跟隨三位前輩的腳步成為「人渣」，如此「多」出路的社會和澳門真是何其相似呢。因此，我認為創作團隊選擇這個劇目在澳門演出並不過時甚至是相當明智的抉擇。

總括而言，是次演出選取的劇目符合澳門人的現況，舞台的設計加強了劇目的氛圍以及諷刺感，反映創作團隊對劇目的選取相當敏銳，執行上也令劇目變得更加有趣，只是在地化方面仍稍欠精準，有些硬上弓的感覺，創作團隊再進行類似處理應多加留意，令演出更加精良以及貼近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