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化遺產活化策略觀察──淺談空間與「文化」
當城市急促發展，各種利益失衡，資源的爭奪似乎已成鐵定律。土地，作為城市發展的具體條件，說土地呈現了城市的權力爭戰，並不為過。澳門自然也躲不過商業發展帶來的土地宿命，光是近來漁人碼頭放高、益隆炮竹廠秘密換地、愛都酒店存留問題，甚多公共爭論皆因空間而起。讓我們把視線再放遠一些，確立空間保留的正當性後，城市的空間當屬誰，該以何種方式存留？本文試從近來澳門的文化遺產存留策略著手，一探澳門文化遺產活化而成的空間，如何導致我們與空間和文化漸行漸遠。
近年文化遺產再利用
自2013年特區修改《文化遺產保護法》至今，並不能說澳門的文化遺產保留沒有任何成果，在「修舊如舊」及／或「再利用」兩項大原則下，不少建築被「再利用」作其他功能。如沙梨頭52-54號的「更館」、戀愛巷9-13號的「戀愛．電影館」（不過，該地如此潮濕，到底要如何處理座椅與器材？）、將要被活化為「複合型文創空間」的何族崇義堂、目前為表演空間、不久將變為圖書館的南灣舊法院、同為圖書館的還有沙梨頭海邊街的69-81號，此外，一如澳門旅遊局網站[1]所述：「把澳門當作多姿多彩的大展館」，已被稱為「博物館之城」的澳門，還擬把西墳馬路的藍屋仔、美副將的綠屋仔，再利用成更多的博物館。
至此，我們不難總結出「文化遺產」再利用的傾向：文創空間等消費場所、理論上供大眾使用的圖書館、及以官方權力定義的博物館。
文化能否等同這一切？回想「愛都再利用」計劃裡，政府提出「讓學生看著塔石跳芭蕾舞」、咖啡店、全天候恆溫泳池（先不談它多不切實際）、展演廳等構想？文物再利用的使用者該為何人，做運動的青年人、文化消費者、或遊客？當「文化」成為支點，以供政府分配空間資源，這裡的「文化」，至少涉及兩個問題：
如何定義文化，什麼才算是「文化」？以及，創造了一個空間，等不等同創造文化？
文化遺產屬誰？
既談論空間權力，就涉及資源的分配。理想上，文化遺產應屬城市裡所有人的共同生活經驗，供不同階級的人使用，但事實上，城市的發展離不開經濟的強權和政治的勾結，空間往往成為了商業追求利益、政府追逐政績的場所。
從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的角度看，如果我們把「文化」只看作「文化」，便很易忽略了政府常以「文化」為名，進行資源分配時所涉及的社會控制，而（官方定義的）文化，往往成為了空間分配的美學措辭[2]。例如，只要把再利用後的「愛都」供「文化」使用，便很合符大眾利益；把一座建築物蓋成博物館，便會對城市帶來好處。在文化的美名下，我們往往忽略了更深層的問題：為何「文化人」才有權使用？博物館在紀念什麼？我們需要紀念這些嗎？
空間改變後，旅客和居民在一站又一站的博物館，卻只能經歷官方的、規訓的、硬性的視覺經驗（甚至可能只能經歷一次）；在文創的消費場所，購買昂貴的文創商品；在高貴少眾的藝術場所，成為沾沾自喜的消費者；而理應最公共、最開放的圖書館，不論外觀如何，內裡實際上卻是千篇一律的硬件（現代主義式的玻璃、線條、鋼材風格）和軟件（每座圖書館的特色、定位、訓條都一樣，與社區、地方關係脫節）。所有人不論男女老少，都被同化為遊客、消費者、千篇一律的讀者。一個又一個本存著獨特歷史和條件的空間，先不論它們有沒有能力孕育出如官方想像的「文化」人士，這些文化遺產獲得保存後，透過種種規劃，最後卻只屬於小部分人。
這種隔絕可以發生得相當無形。當城市常常在措辭上「鼓勵大眾參與文化藝術」，我們很容易忽略城市硬件上的條件、暗示與立場。理性、整齊的（外在或內裡）建築、高級的配備，不可避免地建立了使用者階級、品味上心理的距離。於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何總有人認為文化只是「那些人」的事。明顯的空間界線，把城市區分成適宜不同人使用的角度，正是這種「不得其所」（out-of-place）[3]的心理距離，導致「這裡」、「那裡」、「我們」、「他們」的結集和排他。我們該發問：如果真要活化一座建築物，我們該如何鼓勵不同類別、階層、性別、年齡、興趣的群眾認識彼此？
文化的城市需要什麼？
如果我們同意，澳門現在已有太多高檔文化消費場所、刻版的圖書館、缺乏動力和人流的博物館，同時，我們已有太多自上而下規劃的「文化」活動，蓋一個圖書館不代表澳門人很愛閱讀、有一個博物館不代表我們珍視自己的記憶與歷史，以空間創造文化，往往忽略了自下而上有機的成長過程。
那麼，問題便變得更為實際：我們需要怎樣的空間，以創造有機的、真正鼓勵公眾參與、自下而上的空間[4]？
於此，我斗膽提出一個極為天馬行空的想像，有沒有可能，下一座即將「活化」的建築物，能先不明確定義它的功能，讓所有人（不管居民、遊客）得以聚集其中，共同享用環境，再慢慢發生關係？一個大空間，我們可在裡面閱讀、吃喝、聊天、會議、工作，你可以說，公園、廣場也有這種用途，但室內不用日曬雨淋、不用受蚊叮蟲咬。大眾得先相遇，才有接下來的溝通、互動和流動。
在寸金尺土、功能主義的年代和社會，這可能被很多人視為過度浪漫（但果真如此嗎？）但至少，憑藉這種想像，我們可一窺現今澳門「活化」的最大的問題：過多的消費至上、過多的規訓、過多的刻版定義。再多的圖書館、再多的博物館、再多的文創場所，我們仍然不了解彼此。空間仍然是斷絕的硬性規劃，缺乏人與空間蘊釀文化的必要條件：時間、平等對話和耐性。
「遺產」二字太沉重，我們往往只記住保留過去，卻忘了如何創造現在、為未來留下值得珍視的「現在」。
「全澳不動產評定第一批公開諮詢」[5]已於去年十二月尾啟動，我們如何想像「文化」，對空間有何期待，即將在政治、文化、認同上、影響澳門每一個市民，太多太多。
[1]取自澳門旅遊局網頁（http://zh.macautourism.gov.mo/sightseeing/sightseeing.php?c=2）。
[2]台灣真理大學助理教授殷寶寧曾在〈文化治理與權力地景：臺北花博會空間生產與中山北路地景變遷〉中，引王志弘的「文化治理」的概念，談及在城市的空間使用上，權力如何借文化正當化其資源分配。論文取自：http://www.csat.org.tw/paper/B2-2%20殷寶寧.pdf
[3] Tim Cresswell認為，人們會理所當然地假設不同地方的意義，這種想像連結了社會階層和空間區位和配置，也規劃了使用者的行為。正因為我們被告知「所有事物都各得其所」，所以自然會有被判定、或自我判定為「不得其所」的使用者。見《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P. 163-164。
[4]對殷寶寧而言，理想的、具主體性的城市，應有根植於自身社會與文化所孕生的反身性知識（reflective knowledge）。而在澳門文遺研創協會會長譚志廣所撰的〈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的發展策略〉一文中，理想的治理模式應「符合社會環境、彰顯文化價值、民主、公民參與，及以公共利益為前提與核心。」總括來說，二人皆強調「人」與城市／空間的關係，政策當以關係為核心，而非斷絕的硬件規劃。譚志廣論文取自：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jgg4_905rKAhVIE6YKHbw3AtwQFggcMAA&url=http%3A%2F%2Fwww.ied.edu.hk%2Finclude%2Fgetrichfile.php%3Fkey%3Ddfab9430ff7dacbf46a93a3795eec5a4%26secid%3D3780%26filename%3Dasahkconf%2Fconference%2FP018C-%25E6%25BE%25B3%25E9%2596%2580%25E6%2596%2587%25E5%258C%2596%25E9%2581%25BA%25E7%2594%25A2%25E4%25BF%259D%25E8%25AD%25B7%25E7%259A%2584%25E7%2599%25BC%25E5%25B1%2595%25E7%25AD%2596%25E7%2595%25A5.pdf&usg=AFQjCNFasU1bx3TLm36G5IBrZiERtWodRw&sig2=o-oSPAG6rF3d_UkgJZg5aA
[5]全澳不動產評定第一批公開諮詢：http://www.macauheritage.net/survey/CBI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