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眾之事：劇場與澳門的距離

如村上春樹所言，星期天不上發條，想起了很多很多往事，包括兒時廚房裡的那個垃圾筒。

小學一年級的國文課本上，有一幅描繪郊外風光的兒童插畫，黃色的小鳥、小溪、木橋，還有很多其他記不清楚的東西。那幅內容豐富、色彩鮮艷的插畫吸引了我的眼球，於是我把它畫在紙上，然後送給父親當生日禮物。印象中，我好像也獲得幾句理所當然的讚許，但很快地，我就發現那張畫皺著出現在廚房的垃圾筒裡，包覆著中午的魚骨和吃剩的菜，濕著的是淺綠色的菜汁。

我想，我們一代人就是這樣失掉想像的。

言歸正傳，還是談點關於劇場的事。前些時候，劇場界作為生計受挫的重災區之一，一眾工作者聚首「曉角」探討出路，事後分別歸納出一些緊急和中長期措施的訴求，儘管不乏那些早已「重覆重覆又重覆」的老生之談，但諸如開放閒置空間、建立基本保障制度、強化戲劇教育等，總括來說的確亦針砭了劇場業界乃至是澳門戲劇藝術發展的若干問題，起碼水準比其他行業「派錢！幫我！好慘！愛國愛澳！」之類的那些所謂意見高尚許多。

如果藝術是高尚的，那請原諒我粗線條地將之與庸俗之論放在一起比較，但我相信，這正是不少人看待劇場界的眼光，這裡是「搵食」至上的澳門，大多數人只理解甚麼是行業，而不理解甚麼是事業。

記得在疫情之初，在第一批跳出來理直氣壯大聲呼救的行業之中，就有以宰客和拒載聞名的的士司機（當然也有人非常好的司機，我就有幸遇過），掀起了一連串關於廉恥、吃相、「老奉」等話題甚至延燒至今的激辯，當中還真有人站出來捍衛的士司機，令人頗開眼界。反觀輪到沒有「之前好景時賺埋賺埋咁多」的劇場界出來發聲時，不管訴求有沒有營養，論點有沒有理據，社會仍是一片的慣性沉默，也許的士這一行問題再大，澳門人總會清楚他們具體是做甚麼的，但甚麼是劇場工作者？恐怕沒太多人知道。劇場界與「一般人」始終隔了一道無形的牆。

劇場工作是需要想像的，但很早以前，我們這一代人（可能還不止）就被「實際」兩字佔據了觀念的主流。在「實際」的耳濡目染下，許多人對於「工作」的理解，只剩下每天變賣自己八個小時，「腦細」吩咐甚麼就做甚麼，還奉之為「捱」的美德。黃子華在《拾下拾下》中談到「搵食」的時候，曾經這樣說明工作與自我的關係：你可以完成自我，但你完成不到你物業的按揭，我們為了要供樓供車供書教學供養父母，就惟有把自我「按」了出去。時隔廿載，今天依然不無共鳴。因此之故，「藝術家們」藉著作品表達自我想法的工作模式或生活模式，許多時候是不被理解的，因為對腳踏實地的「一般人」來說，這明顯違背了他們立身處世的基本邏輯。

滄浪之水濁矣，可以濯吾足。澳門人自有一套明哲保身的哲學，美其名是包容尊重，實際上只是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偏安於舒適圈內。畢竟那些偉大的深層次問題，不是我等小老百姓方便探問的，這是「搵食」至上的理論基礎。謊言說了一百遍也可以變成事實；一時的權宜之計延續下去，便成了引為圭臬的黃金法則，我不敢批評這是劣幣驅逐良幣，但有異於此便是旁門左道的想法，亦不難理解。

對大部份的澳門人而言，或許所謂的「劇場界」說到底不過就是一群打著藝術的旗號終日不知道在做甚麼的「小眾」而已，不過本著「不明覺厲」的尊重或自知之明，不好意思去打擾別人罷了。反正說到底也是與己無關的事，《沉默是金》是許冠傑教的，有甚麼問題找他去好吧。劇場與我們的距離，有時可以很近，但大部份時間都很遠。

回想起小學一年級的那天，在廚房垃圾筒裡看到我的畫時，我依稀還記得當時並不覺得特別失望或傷心，只有一種瞬間明白事理的感覺，就像在學校裡學懂加法和減法一樣。多年後的今天，我慶幸自己還保有想像和審美的能力，而且當年那幅畫被扔掉也是一件好事，一來如果留存至今的話，那不堪入目的兒童筆觸可能會讓我無地自容，二來用它來包裹廚餘，起碼還有一些環保的「實際」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