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我行到底任誰行？談「新馬路任我行——步行區試行計劃」

新春期間，文化局、多個政府部門及綜合旅遊休閒企業合辦「新馬路任我行——步行區試行計劃」，作為「文化—基地冬日巡禮」活動中全新項目之一。政府在活動期間更改了新馬路附近多條交通路線，騰出了整條新馬路供遊人行走，活動吸引了不少澳門本地人及遊客，一同在新春佳節趁熱鬧、消費和拍照打卡，整條平日塞滿車輛的道路頓時人聲鼎沸、好不熱鬧。然而，筆者在走過「新馬路任我行」、看到多個文創裝置和活動之後，不禁心內產生多個疑問：到底什麼才是官方心目中的文化，藝術和文化有何分別，文化擔當著怎樣的角色⋯⋯

「新馬路任我行」活動照片

該步行區試行計劃分為三個部份「城巿綠洲」、「森林步徑」以及「Magic Moment」。在「城巿綠洲」路段，放置了多個太陽傘檯椅及茶座，供遊人休憩；在「森林步徑」路段，見到多張不規則人造植被；而在道路盡頭的「Magic Moment」，則以卡通雲朵作為裝飾，在夜晚設光影投射。此外，也有多個藝遊點供藝遊人作街頭表演、治安警察局銀樂隊表演以及本地藝術家於現場進行藝術創作；道路同時設置多個由本地機構營運的創意飲食攤位及文創產品攤位。

筆者沒有特意參與該計劃，只是順道到那裡看個究竟，甫走進街道的第一感覺，就是遊人擠得水洩不通，其次被處處放著的奇觀式的設計哄笑。在其中一幅人造草坪之上，放置了一隻巨型福兔以及一些木頭，兔身以白色為主，以及紅色波點作點綴，令人不禁想起現正在香港M+博物館展覽的草間彌生作品展，但前者在整個環境之下顯得穿鑿附會，不但欠缺藝術內涵，而且在長長排隊打咭的人龍下充滿消費意味，更甚者，還可能涉有侵權成份。而人造草坪和露天茶座，在兩旁歷史建築的映襯下，顯得失真和突兀。設計者們的用意，可能想設置座位供路人在走得疲累時，可以坐下來休息，但試問途人怎能坐在肩摩轂擊的人海中，以及非自然的塑膠草地上感到休閑和放鬆呢？在草坪上擺放的蘑菇燈飾，在日間吸收太陽能，以便在夜晚發光，這本是個非常環保的做法；但充滿科技感的太陽能板外露在試圖營造的自然環境之中，不免產生違和感。至於酷似超級瑪利歐遊戲裡面的巨型卡通雲朵，則在整條街道的設計中缺乏整體性，看起來就好像三條路段都各有特色但卻未能互相融合。不少市民在參與過首輪活動之後，認為部分藝術裝置為「淘寶貨」，儘管文化局長梁惠敏表示，「最原始想法是期望放置一些能讓居民打卡影相的元素，未必需要放置很高價的藝術品。」但該計劃的藝術元素欠奉，卻已不只是一少部份人的意見。

這次由文化局牽頭舉辦的活動，到底有何宗旨呢？根據官方的說法，任我行計劃「以藝術融合環境特色，匯聚創意和藝文動能，激活傳統街區，呈現城市之美」，其中值得留意的，是「藝術」、「創意」、「藝文」等字眼，這些字詞往往在政府推動的文化活動中俯拾皆是，好像可以互相交替使用。那到底該活動有否做到官方聲稱的宗旨呢？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計劃的藝術裝置及路段設計，不單沒有呈現出某種澳門特有的文化內涵，也沒有融合到環境特色之中。

新馬路除了是澳門重要的經濟中樞，也是澳門歷史的見證。馬路兩旁的建築物，其中有歐洲式的建築，也有少數保留中國傳統特色的建築物，而市政署大樓以西的大部份建築物均為唐樓，這些唐樓保留了1920年代的建築風格。其實政府推出任我行計劃，是個向普羅大眾推廣澳門歷史文化的良機。當市民遊走在如此標誌性的街道，而未能認識其背後的歷史的話，會是多麼可惜。另外，政府和各個綜合旅遊休閒企業，也可考慮和本地藝術家合作，並把藝術和歷史跨領域融合，確切做到「以藝術融合環境特色」。

教人失望的是，在這次步行試行計劃中，我們不難看出，藝術也好，文化也罷，在官方看來，似乎只是推動商業活動的陪襯，旨在為消費主義背書。若把整條計劃中的新馬路看作一個劇場，這會是怎樣的一場演出？我們可以從文化物質主義的角度分析這場演出。

馬文．卡爾森（Marvin Carlson）在1989年的著作《表演的場所》（Places of Performance）裡指出：「觀眾對一齣戲的體驗與詮釋，絕對不會只受到發生在舞台上的演出所主導。整個劇院，包括觀眾席的安排、其他的公共空間、外觀、甚至在城市裡的位置等，在觀眾為體驗創造意義的過程中，都成為重要的元素。」位於城市中心的新馬路，是澳門平時遊客最多的地方，也是最為繁忙的區域，這個場地可以讓城市與其管理階層強化他們的城市論述是好的、合法的；其合法性和正常性，也是因為它的商業化或資本主義取向，而不是對文化的擁護。當走進馬路，市民立即能觀看到一場演員眾多的演出，演員們在街道上閒逛，彷彿營造出一片普世歡騰的感覺；而其後市民在排著隊等打卡的時候，又變相成為了演員，一起參演在演出當中。在充斥著複製品的演出，產生了一些負面現象，例如扼殺了創意（這正與活動宗旨相違背），就如簡．哈葳（Jen Harvie）在《劇場與城市》（Theatre and the City）中指出，「因為競爭經濟的高成本要求大量生產出看似新鮮但實際上相似、譁眾取寵的演出，以致擠壓了創意。再者，為了讓全球觀光客與國際藝術節的觀眾更容易理解演出內容，把統一化的要求強加在演出中。」奇觀式和統一化的藝術裝置，雖然滿足了途人的打卡慾，卻同時突顯了政府對文化認知流於表面。

透過文化物質主義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官方文化活動背後的意識形態如何運作，反思它們的物質、意識形態與文化方面的影響。這次任我行步行計劃，雖然可以提供市民一個「自由」遊走在平時車水馬龍的道路上，抒發一下疫情被困在家中的鬱結，但若政府不認真探討本土文化的多元性，最後只會抹殺了文化。市民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以及消費主義的霸權下，任我行到底任誰行？市民是否真的擁有自由行走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