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我行到底任誰行?談「新馬路任我行——步行區試行計劃」
新春期間,文化局、多個政府部門及綜合旅遊休閒企業合辦「新馬路任我行——步行區試行計劃」,作為「文化—基地冬日巡禮」活動中全新項目之一。政府在活動期間更改了新馬路附近多條交通路線,騰出了整條新馬路供遊人行走,活動吸引了不少澳門本地人及遊客,一同在新春佳節趁熱鬧、消費和拍照打卡,整條平日塞滿車輛的道路頓時人聲鼎沸、好不熱鬧。然而,筆者在走過「新馬路任我行」、看到多個文創裝置和活動之後,不禁心內產生多個疑問:到底什麼才是官方心目中的文化,藝術和文化有何分別,文化擔當著怎樣的角色⋯⋯
該步行區試行計劃分為三個部份「城巿綠洲」、「森林步徑」以及「Magic Moment」。在「城巿綠洲」路段,放置了多個太陽傘檯椅及茶座,供遊人休憩;在「森林步徑」路段,見到多張不規則人造植被;而在道路盡頭的「Magic Moment」,則以卡通雲朵作為裝飾,在夜晚設光影投射。此外,也有多個藝遊點供藝遊人作街頭表演、治安警察局銀樂隊表演以及本地藝術家於現場進行藝術創作;道路同時設置多個由本地機構營運的創意飲食攤位及文創產品攤位。
筆者沒有特意參與該計劃,只是順道到那裡看個究竟,甫走進街道的第一感覺,就是遊人擠得水洩不通,其次被處處放著的奇觀式的設計哄笑。在其中一幅人造草坪之上,放置了一隻巨型福兔以及一些木頭,兔身以白色為主,以及紅色波點作點綴,令人不禁想起現正在香港M+博物館展覽的草間彌生作品展,但前者在整個環境之下顯得穿鑿附會,不但欠缺藝術內涵,而且在長長排隊打咭的人龍下充滿消費意味,更甚者,還可能涉有侵權成份。而人造草坪和露天茶座,在兩旁歷史建築的映襯下,顯得失真和突兀。設計者們的用意,可能想設置座位供路人在走得疲累時,可以坐下來休息,但試問途人怎能坐在肩摩轂擊的人海中,以及非自然的塑膠草地上感到休閑和放鬆呢?在草坪上擺放的蘑菇燈飾,在日間吸收太陽能,以便在夜晚發光,這本是個非常環保的做法;但充滿科技感的太陽能板外露在試圖營造的自然環境之中,不免產生違和感。至於酷似超級瑪利歐遊戲裡面的巨型卡通雲朵,則在整條街道的設計中缺乏整體性,看起來就好像三條路段都各有特色但卻未能互相融合。不少市民在參與過首輪活動之後,認為部分藝術裝置為「淘寶貨」,儘管文化局長梁惠敏表示,「最原始想法是期望放置一些能讓居民打卡影相的元素,未必需要放置很高價的藝術品。」但該計劃的藝術元素欠奉,卻已不只是一少部份人的意見。
這次由文化局牽頭舉辦的活動,到底有何宗旨呢?根據官方的說法,任我行計劃「以藝術融合環境特色,匯聚創意和藝文動能,激活傳統街區,呈現城市之美」,其中值得留意的,是「藝術」、「創意」、「藝文」等字眼,這些字詞往往在政府推動的文化活動中俯拾皆是,好像可以互相交替使用。那到底該活動有否做到官方聲稱的宗旨呢?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計劃的藝術裝置及路段設計,不單沒有呈現出某種澳門特有的文化內涵,也沒有融合到環境特色之中。
新馬路除了是澳門重要的經濟中樞,也是澳門歷史的見證。馬路兩旁的建築物,其中有歐洲式的建築,也有少數保留中國傳統特色的建築物,而市政署大樓以西的大部份建築物均為唐樓,這些唐樓保留了1920年代的建築風格。其實政府推出任我行計劃,是個向普羅大眾推廣澳門歷史文化的良機。當市民遊走在如此標誌性的街道,而未能認識其背後的歷史的話,會是多麼可惜。另外,政府和各個綜合旅遊休閒企業,也可考慮和本地藝術家合作,並把藝術和歷史跨領域融合,確切做到「以藝術融合環境特色」。
教人失望的是,在這次步行試行計劃中,我們不難看出,藝術也好,文化也罷,在官方看來,似乎只是推動商業活動的陪襯,旨在為消費主義背書。若把整條計劃中的新馬路看作一個劇場,這會是怎樣的一場演出?我們可以從文化物質主義的角度分析這場演出。
馬文.卡爾森(Marvin Carlson)在1989年的著作《表演的場所》(Places of Performance)裡指出:「觀眾對一齣戲的體驗與詮釋,絕對不會只受到發生在舞台上的演出所主導。整個劇院,包括觀眾席的安排、其他的公共空間、外觀、甚至在城市裡的位置等,在觀眾為體驗創造意義的過程中,都成為重要的元素。」位於城市中心的新馬路,是澳門平時遊客最多的地方,也是最為繁忙的區域,這個場地可以讓城市與其管理階層強化他們的城市論述是好的、合法的;其合法性和正常性,也是因為它的商業化或資本主義取向,而不是對文化的擁護。當走進馬路,市民立即能觀看到一場演員眾多的演出,演員們在街道上閒逛,彷彿營造出一片普世歡騰的感覺;而其後市民在排著隊等打卡的時候,又變相成為了演員,一起參演在演出當中。在充斥著複製品的演出,產生了一些負面現象,例如扼殺了創意(這正與活動宗旨相違背),就如簡.哈葳(Jen Harvie)在《劇場與城市》(Theatre and the City)中指出,「因為競爭經濟的高成本要求大量生產出看似新鮮但實際上相似、譁眾取寵的演出,以致擠壓了創意。再者,為了讓全球觀光客與國際藝術節的觀眾更容易理解演出內容,把統一化的要求強加在演出中。」奇觀式和統一化的藝術裝置,雖然滿足了途人的打卡慾,卻同時突顯了政府對文化認知流於表面。
透過文化物質主義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官方文化活動背後的意識形態如何運作,反思它們的物質、意識形態與文化方面的影響。這次任我行步行計劃,雖然可以提供市民一個「自由」遊走在平時車水馬龍的道路上,抒發一下疫情被困在家中的鬱結,但若政府不認真探討本土文化的多元性,最後只會抹殺了文化。市民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以及消費主義的霸權下,任我行到底任誰行?市民是否真的擁有自由行走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