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劇是留給現實的功課──關於《情人的西裝》
第26屆澳門藝術節 －《情人的西裝》/北方布夫劇場（法國） (相片由澳門文化局提供)
Peter Brook 的作品《情人的西裝》靜靜地來到澳門了，堂堂一部經典擺在眼前， 而這部作品自然從容得就像是這位90高齡的老人家，坐在你家娓娓說故事那樣，閒閒道來的一字一句皆久經歷練，滲透了對生命的理解，他說了一個看似簡單的故事，卻留給世人許多思考。
閱讀經典之重要
台灣作家楊照認為人在面對經典時會變得比較謙卑，而正是態度決定了我們面對世界的方式。劇場亦如是。不只是觀眾，在《情人的西裝》裡，也同樣閱讀到大師在改編作品時那謙卑的心，極為謹慎地選擇適合的演繹，讓作品得以保留短篇小說簡練精巧的力量，同時又以充滿幽默的生活化語言與精心安排的音樂，為作品延展出更大的空間，使作品背後深層喻意，得到恰如其份的承載。
《情人的西裝》改編自南非作家康‧塔巴（Can Themba，1924-1968）的同名短篇小說，這位作家的書後來於南非被禁，他移居至另一非洲國家史瓦濟蘭（Swaziland）不久便去世，沒來得及看到自己作品被偉大的導演改編成劇場。1994年在巴黎上演了法語版，2012年再以英語原文重演，並來到了亞洲。該劇講述在律師行做秘書的黑人丈夫Philemon撞破妻子Matilda與情人約會，然後以情人留下的西裝來對妻子進行種種報復行為，終令妻子精神上備受屈辱而自殺。
如果撇除了時代背景，便難以理解這個故事中要人細味的地方。《情人的西裝》的背景是五十年代的南非，那是最為黑暗的時代，南非開始實施「種族大隔離」政策，包括種族登記、強迫遷徙，規定不同種族分區居住，生活設施也要隔離等極度不公的措施。對這個時代背景的描述交由戲中飾演丈夫朋友的黑人演員，他說了三件真人真事。第一件是在上班的公車上說的，他以有點說笑的方式提到自己星期天無法進入「黑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教堂中的荒謬情景；第二個他跟男主角說了剛聽回來的消息，有三個人在火車上被搶劫一空後又被扔出窗外，說到鎮上一到發工資的日子如何人心惶惶；第三個故事最為悲慘，提及一名人們都很喜愛的吉他手和歌手因早已成為警察的眼中釘，在實施戒嚴的一個夜晚被無故抓走，被逐一剁去手指後警察對他說：現在，你就唱你的歌給我們聽吧，流著血的歌手站起來唱了Billy Holiday的名曲《Strange Fruit》，最後身中三十多槍死去；然後這位朋友還說到，他們很快便要搬離所住社區，因為所居之處將被強拆。這三個敍事片段的穿插有如醍湖灌頂，如同那件情人留下的西裝一樣，時刻提醒着現實中屈辱的存在，看似安定的生活其實暗湧處處，小市民必須承受着一個接一個降臨身邊的厄運而無力招架。當現實過於嚴厲，人們只能把不幸看作笑話，演出一次次重回輕快的步調。
「她受的懲罰過於嚴厲，相對於罪行的惡劣程度來說。她試圖把懲罰當做一個笑話。」
對生活的細致描述可以讓人發狂
劇中由早晨開始，鉅細無遺地呈現黑人夫婦的一天，其實他們是住在三十幾戶人共用一個廁所的社區裡，看似愜意的陳述愈發讓人感受到生活的窘迫和壓力。而人們對現實的憤怒無處宣洩，卻也開始扭曲心靈，成為更底層人物的壓迫者，與施暴者逐漸成為同一類人。
因此戲中的壓迫是逐層而來的。妻子作為社會的最底層，犯了背叛丈夫之罪而遭受屈辱對待，但作為丈夫的施暴者同時也是社會上受害者，劇中沒有輕易地進行道德批判，而是呈現了受害者、施暴者及其所處畸型社會之間的聯繫。犯錯的妻子曾試圖改善生活，參加社區中心的文化活動，追求自我提升，讓觀眾看到五十年代南非女性的處境，婦女如何同時承受著來自種族隔離政策與男性社會的性別差異對待，女性僅從參與一些社區活動中得到一點精神上的滿足，就那麼一點點的改變，已令妻子覺得自己生活有救了。導演多次讓這位妻子動人地歌唱著對美好事物的渴望，好像這是她唯一對現實的抵禦。歌曲在劇中代表了黑人婦女最底層的聲音。即使最後由丈夫朋友提出了「Forgive and Forget」，在嚴酷的環境中似乎是唯一出口，而非向他人施暴來平復自身傷害，但也是最艱難的，最終也未能挽回傷痛的結果。
簡約劇場美學的實踐
另一充滿啟發之處便是能親睹大師如何實踐他簡約的劇場美學。在有關「空的空間」劇場觀念的闡述中，他說，「沒有佈景是執行想像力的先決要件」，又說：「劇場中給的愈少，想像力就愈快樂，因為那是一塊喜歡玩遊戲的肌肉。」像是重現七十年代的「地毯秀」，今次的舞台仍由一些極為簡單的物件組成：活動掛衣架、桌子和椅子，舞台中央一張小地毯，台側有現場配樂用的簡單樂器，就是一切。幾張色彩鮮豔的椅子已交代了故事的非洲背景，點出了民族性和文化特色。每一件物件的存在皆沒有多餘，皆為演出增添說服力。簡便的設置使演出不受地域和環境所限，也不受資源所限。演員精準的控制力更使人讚嘆，這樣揮灑自如的演員，根本不需依靠華麗的佈景，他們謝幕時那與觀眾對視的有力眼神，更使人難忘。
大師以最精確輕省的劇場元素，聚焦在幾位演員和樂師的演出上，以極為平實的演出來面對沉重議題，以喜劇留給世人一個功課。正是這種質樸與洗練，構成了這部看似輕巧的作品，卻有足以面對世界的強大力量，讓觀眾輕易進入作品當中，卻帶著思考離開。
這一切的呈現對今天的劇場特別有意義，大師的示範實在太有說服力，為身處消費時代的我們，上了一場無比珍貴的劇場教育課，提醒我們，劇場之中，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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