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本地難民的轉化

《不漏洞拉》的表象

《卡桑德拉：表象終結的世界》，劇作家Kevin Rittberger在劇中提出兩大議題，其一為表象與真相，想像和渴望見到的，並不等同於真實的世界。其二，也是關乎歐洲人如何面對難民問題的思考、同情、憐憫他們的現實處境。這個劇本無論在歐洲德國演出，或是轉化在澳門上演，表象與何謂真實，兩者的距離依然是遙遠的，至少無論是歐洲或是澳門觀眾，對於要身同感受的理解難民苦況，是沒法透過劇場消弭旁觀與現實的落差。假設我心目中對於歐洲觀眾的表象，設定多數為左派知識分子，富有哲學修養，也習慣於邏輯思辨和話題討論；難民或移民話題對於歐洲人來說，並不陌生，在多種族的社區環境生活，對於感受非洲難民的苦難，其實也是跟澳門觀眾的感受相似，有著同樣遙遠的距離，作為旁觀者去關心這個世界不同角落的悲劇故事和人物。對於難民的印象，也就如同媒體所見的報導一般，他們典型的悲劇，偷渡九死一生。

《不漏洞拉》的這個本地轉化作品，保留了原著的主要劇情和片段式故事，包括以歐洲傳媒人拍下非洲難民偷渡歐洲的紀錄片，再加入曾在澳門的越南難民營之歷史和訪談。在這個改編創作，創作團隊的視角和感受，其實頗帶有澳門人日常生活的幽默感。從開場時演員演奏著輕鬆的結他音樂，聽覺尤如置身於乘坐金光飛航的假日感覺，演員們以歌隊的形式，散落在觀眾席樓梯兩旁包圍著觀眾，微笑的神情，跟觀眾開始說故事，故事是多個來自非洲偷渡悲劇的小敍述，毫不煽情，襯著結他的柔和節奏，輕快的帶過；創作團隊保持了原著片段形式的敍述，改編中也刪減了原著的多個角色和情節，當中也包括了兩段歐洲新聞工作者在頒獎典禮上，辯論如何才算是真實紀錄片，也爭議歐洲人視角中的非洲移民問題等等。是次改編刪減了上述部份，則以張導演拍攝偷渡電影紀錄片來交待難民偷渡實況。其中一場戲，拍攝完成後，一眾演員談笑風生，把方才演出角色偷渡入歐洲的苦難，在鏡頭後忘卻了，演員們回到現實的自我角色設定，當然是高談期待到歐洲旅行，也質疑為何電影中的非洲難民角色不留在本國生活等等的鋪排，一同建構與真實世界和演出難民角色，身心的落差；到了清談節目《今日講呢啲》環節，張導演帶來拍攝偷渡一幕的船Patera上節目，再邀請現場觀眾上舞台，走上Patera一試坐偷渡船的滋味，與演員玩樂尤如樂園的海盗船般，充滿歡樂等等的鋪排。這些建構演出故事和現場感受的分野，故事角色與演員真我的疏離，跟現實生活中的澳門人，對國際新聞的感受和反應皆有象徵之意。在現實中，對於中美貿易戰、各類型的政治事件、輕軌工程、大灣區計劃等等，個人或集體情感反應和道德批判是即時的，爾後難離旁觀他者的定位，調侃事情和立場，也亦是普遍的真實。如果說要以這些情感表象，與現實行為作比照，以切合改編原著對於表象與真相的分別，這些改編設計、歌隊的鋪排、現場調度、即興氣氛、與觀眾互動節奏的掌握，都很有樂趣，也真實地輕輕鬆鬆的反映了這個年代的澳門人，對於大部份事情的實際行動或看法，將之放於舞台上。所反映的當然不僅限於澳門人，也包括了世上各地旁觀者的態度。

《一路一帶 不漏洞拉》劇照（照片由怪老樹劇團提供）

然而，《不漏洞拉》的這個改編，無論是重塑越南難民與澳門的關係，抑或是對於原著關於表象終結的探究，皆沒有跟原著對題。原著的非洲移民對心目中渴望的歐洲，是想像著一個美好的世界，改變貧窮命運的烏托邦。就算在是次活動改編版本中，也有形容不幸偷渡途中死去的難民，行李帶著球王施丹的錄影帶，球星夢作為對那位難民偷渡入歐洲的夢想。主角之一Boubacar，夢想成為歐洲頂級球會巴塞隆拿的足球員，不管一切偷渡的苦難與險惡，也懷著足球明星夢投奔歐洲。劇中並沒有著墨非洲偷渡客故鄉的苦難，多少也暗示著這些難民身份，其實多屬經濟移民，懷著夢想前往歐洲改善生活，可惜過程中大部份人沒有機會抵達目的地，無法得以證實表象與真實的歐洲，便客死途中的異鄉或中途被遣返出境了。原著之中，在歐洲新聞工作者對於非洲難民問題和偷渡險途的探索中，極力追求各個故事，更放下歐洲白人知識份子的優越感，到訪移民潮中，為求拍攝畫面的真實，並不滿足於限於表象的認知；原著也有結論作為旁觀他者，並沒法感受真實的苦難，即使拍攝自我如難民的經歷般，也決定連人帶攝錄機一同在偷渡船墜海，隨著海浪漂浮，最終被海浪捲入海底，自拍下生命逝去的畫面時，反思其行為的意義何在，是否真正在追求真實的感受，而何謂真實呢？在是次改編當中，把這些由張導演一角對拍攝的追求，轉換成為對藝術的討論，也將藝術能否改變人和世界的這些問題，由演員們拋向觀眾提問。關於改編創作的表象與真實，越南難民與澳門的關係，要切入在原著劇本當中的呈現，作為本土轉化的演出，是不成立的。

原著的難民與澳門

原著以非洲難民多受到其他在歐洲成功的故事所鼓舞，也有受誘騙的女生，千百個懷著對歐洲的不同夢想的難民，前仆後繼的湧向歐洲為題。但越南難民問題是由於南北越內戰，戰爭摧毁家鄉，難民流入周邊國家和地區逃避戰禍求生。在這個現實的情況下，經已不是可以擇日得到巫師的祝福，再去追尋夢想，得以選擇心目中的願景和美好國度出走，他們確實是面對著政治和戰爭禍害的難民，這又何以追求心中的表象與真實。創作中也訪談了多位真實的當年難民，講及難民營的經歷，身處難民營的鄉里，也因南北越政治取向問題而不和，繼而打鬥等，本身越南難民承載到異鄉的背景，是充滿他們各自的故事，這個追求的表象，不在尋覓落腳點的話題上。節目中邀請的本地越南移民受訪者，出走家鄉多是單一為求生存的原因，而不得不遠走家鄉，至於到達的是理想國度與否，其實並不重要。再者，澳門近幾十年與移民潮有關的國族和歷史，包括了中國、緬甸、泰國、印尼以至近二十年的菲律賓勞工故事等等，改編創作可探究移民根源和理想表象的種族對象，豈止於越南社群和越南難民在澳門的故事。與原著劇本作改編連結的關係，其實多只在於難民營生活和偷渡旅程的情節之中，但這切合不了原著對於表象世界終結，再以一齣戲來為劇本題目尋找出結論了。

到此，本文不再糾結於改編與原著的關係，是否有必要共同議題的討論。但正如是次創作的節目文案所言，改編加入了觀眾互動以直視和回應難民問題的體驗；問題在於無論是以輕鬆的方式，或是嚴肅的氣氛直視悲慘世界，但我們身為旁觀者對受同情者的距離，根本存在的身份和種族階級的差異，並不會透過劇場而改變的。在原著的歐洲作家視角中，甚至要帶著相機和受苦難的偷渡客，在沙漠裡共同進退，一鏡到底在海中央直播死亡，最後導演反問自己，連續五天120小時的影片，究竟有誰會想看？藝術是否可以改變人心和想法，多只能以道德倫理來同情難民的悲慘遭遇，劇場外，觀眾可以祈禱，捐款出錢出力幫助受苦難的人，內心回到施比受更有福的現實生活狀態。改編創作事已至此，放棄了不同種族視覺或何謂真實的思考，直視著難民的旅途，沒有深究真實和表象終結這一命題的關係。改編加插了越南難民潮在澳門的故事和口述歷史的訪問，謹提醒創作團隊和觀眾，過往越南難民潮在澳門的歷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