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舞台空間中,兩名演員站在聚光燈下對峙。一名女子穿著花紋長洋裝與短靴,身體前傾,右手向前伸出,左手握著一個小型物件,神情專注。對面一名男子穿著背心與長褲,站姿穩定,低頭看向女子。背景昏暗,可見另一名人物坐在椅子上的模糊身影,整體以舞台燈光形成強烈明暗對比。

最和諧也是和諧之罪

無條件的放下/寬恕,加害者當然會感受到世界的寬容;而受害者則會感受到無比的委屈和不公。而這種感受,是 Paulina 製造這場「審判」的因,它同時令我推翻自己在劇初對 Paulina 是個廣義神經病人的想法。

一棟灰色外牆的老建築立面,左側懸掛一條垂直黑色布旗,上面印有白色字樣「DANTE」。建築中央為一處敞開的入口,上方木質門楣寫著「DANTE」,門內可見通往內部的樓梯。入口上方的窗戶內,有一座人形雕塑坐在窗台後方,前方裝有金屬窗欄。右側牆面可見一塊小型門牌。

剝去語言的劇場和城市空間 —— 看 2024 布達佩斯劇院之夜(Budapesti Színházak Éjszakája)

一個好的劇場演出能看的要素太多了,不過是少了語言,少了對人物關係的認知,事後想起來無法準確答上觀後感最常問的「這部戲講了什麼」,但劇評人不在乎這些。能夠在劇院裡聽到現場鋼琴有多美我就不提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在圓拱型的半地下室,從左側小窗的位置投下來一盞模仿監牢鐵門的光,János Kókai 貼牆站著,頭戴一頂歪歪斜斜的軍帽。

舞台上有多名表演者站立演出,皆戴著安全帽並手持麥克風,穿著反光背心、吊帶或工作服。表演者姿態各異,有人舉手、有人口對麥克風發聲。背景為舞台燈光與結構裝置,上方有多色舞台燈照明,地面可見散落的布料或道具。

當我說這個演出其實想討論什麼? 劇評人回顧2023澳門劇場(四之四)—— 如何說澳門故事?

「我覺得《隨身誌》和《消失的身影》最大不同是,《消失的身影》餵了很多背景資訊給你,究竟幾年幾月發生過甚麼事情,做過甚麼政策,社會出現了甚麼情況。《隨身誌》是省卻了所有這些,雖然也有剪報,但也很零碎,你沒辦法知道那個大事是怎發生,或大環境是甚麼。這件事他要留給觀眾,或者他就很純粹的,就是想我們怎樣去看記憶這件事。」

一名男子站在室內講座空間前方,戴著口罩,手持麥克風並低頭閱讀文件。後方投影畫面顯示講座標題與文字資訊,右側畫面中有一本書籍封面的圖片。牆面為木質結構,現場有觀眾坐在前景,整體為講座或分享活動的場景。

評地有聲 VOL 020:評論的廣度與現代的不適應

剛剛出席 3 月 17 日澳門劇場研討會的台灣劇評人吳思鋒,將為大家分享這次研討會中的思考,並從澳門青年劇評人面對的問題,回溯自身的書寫經驗,提出一些可能的發展方向,尋找一種「廣度」的劇評。最後他推薦大家閱讀韓炳哲的《精神政治學》,從更廣闊的社會發展角度,反觀劇場中「專業」、「職業」的焦慮。

黑暗舞台中,多條繩索自天花板垂下,繩端打結並各自投射圓形燈光,一名人物坐在中央圓形平台上低頭佇立,整體空間呈現對稱配置與強烈明暗對比。

戲中之戲,外中之外:《暴風雨》中的荒謬和對自由的反思

《暴風雨》兩人演出的結構在呈現上也與不少荒謬劇類似:他們每一句對白都是對話,但亦從來都不像在對話;他們想在角色中尋找自我,但角色卻不斷為自我設限。至此,演出扣連起莎士比亞文本對「自由」的思考 ——「我」總是並非完全自由,因此「我」和劇中角色兩者之間總是充滿張力,而莎劇《暴風雨》亦成了兩個演員唯一的共通語言。

昏暗舞台上,一名人物坐在椅子上仰頭後仰,身旁擺放沙發、輪椅與櫃子,藍色燈光與煙霧營造出深邃的室內空間感。

在今天語境下的《不道德的審判》

結尾女主角準備射殺醫生的一刻立即落下投影幕將觀眾投影在舞台上,當女主角再出現時已經是與丈夫一起出席古典音樂會,觀眾猶如沉浸式劇場一般加入了這場音樂會當中。然後《死神與少女》奏起,女主角與觀眾席的醫生對視的一幕更令筆者記憶猶新,直至翻看劇本才發現最後一幕乃基於劇作家筆下的舞台指示,再加上導演利用現代技術,最終達成如此耐人尋味的畫面。

黑暗舞台上,前景一名女子跪坐在圓形舞台結構內,抬頭望向垂直懸掛的粗繩;後方另一名人物背對觀眾站立於平台上,雙臂抬起。舞台以聚光燈照明,周圍環境昏暗。

詩句的迷宮 ── 《暴風雨》的文本演繹

演出帶有明顯的實驗性,並傾向於表現純粹化的劇場美學,這種風格的演出之於澳門當下的劇場環境而言,筆者認為是需要的,特別是劇場(乃至社會)的包容性及多元性屢受質疑的時代,更需要支持、肯定不同藝術風格的演出(當然演出的製作水平亦須達標),但同時亦須指出,之於觀演經驗不豐富,尤其是對莎翁《暴風雨》文本不熟悉的觀眾,卓劇場及眾聲喧嘩的《暴風雨》作品並不是一個易於入口的演出。

劇場舞台場景中,一名男子被綁在椅子上坐於舞台中央,左側一名男子指向他,右側一名女子舉槍對準他,舞台上配置沙發、桌椅與立燈,道具與人物分布形成對峙構圖,背景為深色舞台空間。

誰是受害者?誰是加害者? —— 談《不道德的審判》

在迷離懸疑的氛圍下,故事除了探討道德爭議,其實在引導觀眾往更宏觀的思考。「委員會可以調查罪行,但沒有人會遭受法律制裁」、「你有自由想講甚麼也行,條件是你沒話想講」,全劇充斥著關於國家命運、民主和公義的辯論,可見三位角色其實是社會的縮影,僅此而已。那麼,到底世上有「最公正」的裁決嗎?裡面誰是「有罪」?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黑暗舞台上,一名年長表演者站在木製道具後方,身穿紫色服裝,單手指向前方,臉部被聚光燈照亮,背景環境昏暗。

在場的缺席者與缺席的在場人 ── 四年一次的《二月廿九》

我看著老婆婆那蹣跚、落寞的背影,以及可以預想到她即將發現老公公的悲劇,不禁悲從中來。老婆婆的身影沒入黑暗之中,舞台上唯獨剩下殘燈一盞。望及此光景,怎一個愁字了得。想及老婆婆的那些該在場而缺席的人,與缺席的在場人,不禁想及老婆婆說的︰「冇水會死,多水都會死」。

舞台上五名表演者站立或坐在室內佈景前。左側一名男子站在桌旁,中央一名女子穿白色上衣與藍色長裙,手臂抬起。她旁邊一名男子掀起上衣露出腹部,另一名男子坐在椅子上。右側一名男子手持深色外套。舞台上有桌椅、生活用品與散落物品,背景為木質牆面與櫃架。

當我說這個演出其實想討論什麼? 劇評人回顧2023澳門劇場(四之二)── 《國民家庭》、《天上人渣》哪個更好笑?

「《國民家庭》我笑完之後,理解他這樣做,但裡面沒有甚麼讓我憶起,我只覺得好笑。《天上人渣》──我在想澳門有沒有人可以講到這種故事?他把香港的劇本改編成澳門的,但我會覺得澳門有沒有這類型可以很爆笑但又可以做到諷刺時弊。」

劇場舞台上,兩名演員緊貼站立,其中一人以手托住另一人的下巴,兩人面向觀眾露出表情誇張的神情,畫面左側可見觀眾以手機拍攝的手部剪影,背景以藍色舞台燈光照亮。

當我說這個演出其實想討論什麼? 劇評人回顧2023澳門劇場(四之一)──張健怡作為一種現象

「她的標誌就是能夠跟那些人合作,那些人就會帶到我們視覺看到的東西。潛意識是他們一個可以揮灑的舞台,因為自由一點,所以我覺得她故意選一些比較抽象的劇本去表現,她很清楚自己很強的地方在哪裡,於是選比較「虛」的劇本,但其實就在展現自己很強項的視覺語言、舞台語言或意象經營,很銳意把這件事發揮出來,這是她的特性。」

昏暗舞台中,畫面左側投影出一名穿西裝、戴眼鏡的男子肖像。右側舞台上,一張紅色座椅放置在小型平台上,兩名人物並肩坐著,面向前方。周圍空間大多為黑暗,舞台燈光集中在座椅與人物身上。

《不道德的審判》:引發深思的曖昧不明

這場辯論沒有勝負(也不可能有勝負),而Roberto是否無辜的曖昧,能令人的思考更不流於表面:如果他沒犯罪,會否冤枉了好人,令仇恨無限輪迴?如果他有犯罪,「私了」又是否公平?現實的法庭又是否能令有罪之人被繩之於法?最後Roberto是否真的在場也是如此,正是這種瞹眛,直接道出Paulina的心理創傷,令人思考,解決/放下/原諒後又是否如Gerardo最後所說的,「沒有人有報復意圖」、「調查的工作會治療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