纜繩與「他們」—— 評《暴風雨》
以十六條繩所組成的佈景令我感到驚喜,纜繩,除了因為纜繩作為符號,象徵了暴風、航行、捆綁、失去自由等意象外,我認為最關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向上爬」的救命繩索,這個「向上爬」既可以理解為從社會低層向上爬、從深淵向上爬或從困局從向上爬,不論如果解讀,「男人」的行動也是要藉演出原典《暴風雨》來達到向上爬,「男人」好幾次都是牢牢地捉緊纜繩場口除了因為要演出,更多的是反映其內心重拾自由的渴望。
以十六條繩所組成的佈景令我感到驚喜,纜繩,除了因為纜繩作為符號,象徵了暴風、航行、捆綁、失去自由等意象外,我認為最關重要的是,它代表了「向上爬」的救命繩索,這個「向上爬」既可以理解為從社會低層向上爬、從深淵向上爬或從困局從向上爬,不論如果解讀,「男人」的行動也是要藉演出原典《暴風雨》來達到向上爬,「男人」好幾次都是牢牢地捉緊纜繩場口除了因為要演出,更多的是反映其內心重拾自由的渴望。
非線性的敘事手法,反覆的自我對話,在卓劇場與眾聲喧嘩上一回合作的《遠方之歌》中已見端倪,這次合作把疏離感發揮得更為極致。極簡的長方形四面台空間設於文化中心黑盒劇場中心,天花整齊有序地垂下粗麻繩,舞台中心由三塊圓弧形塊狀組成,是座不完整的孤島。筆者尤其喜歡繩索的意象,除了象徵航海,有時是武器,有時是根救命草,更有把角色扣連在一起又鬆開的意味。
無條件的放下/寬恕,加害者當然會感受到世界的寬容;而受害者則會感受到無比的委屈和不公。而這種感受,是 Paulina 製造這場「審判」的因,它同時令我推翻自己在劇初對 Paulina 是個廣義神經病人的想法。
一個好的劇場演出能看的要素太多了,不過是少了語言,少了對人物關係的認知,事後想起來無法準確答上觀後感最常問的「這部戲講了什麼」,但劇評人不在乎這些。能夠在劇院裡聽到現場鋼琴有多美我就不提了,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在圓拱型的半地下室,從左側小窗的位置投下來一盞模仿監牢鐵門的光,János Kókai 貼牆站著,頭戴一頂歪歪斜斜的軍帽。
「我覺得《隨身誌》和《消失的身影》最大不同是,《消失的身影》餵了很多背景資訊給你,究竟幾年幾月發生過甚麼事情,做過甚麼政策,社會出現了甚麼情況。《隨身誌》是省卻了所有這些,雖然也有剪報,但也很零碎,你沒辦法知道那個大事是怎發生,或大環境是甚麼。這件事他要留給觀眾,或者他就很純粹的,就是想我們怎樣去看記憶這件事。」
剛剛出席 3 月 17 日澳門劇場研討會的台灣劇評人吳思鋒,將為大家分享這次研討會中的思考,並從澳門青年劇評人面對的問題,回溯自身的書寫經驗,提出一些可能的發展方向,尋找一種「廣度」的劇評。最後他推薦大家閱讀韓炳哲的《精神政治學》,從更廣闊的社會發展角度,反觀劇場中「專業」、「職業」的焦慮。
《暴風雨》兩人演出的結構在呈現上也與不少荒謬劇類似:他們每一句對白都是對話,但亦從來都不像在對話;他們想在角色中尋找自我,但角色卻不斷為自我設限。至此,演出扣連起莎士比亞文本對「自由」的思考 ——「我」總是並非完全自由,因此「我」和劇中角色兩者之間總是充滿張力,而莎劇《暴風雨》亦成了兩個演員唯一的共通語言。
結尾女主角準備射殺醫生的一刻立即落下投影幕將觀眾投影在舞台上,當女主角再出現時已經是與丈夫一起出席古典音樂會,觀眾猶如沉浸式劇場一般加入了這場音樂會當中。然後《死神與少女》奏起,女主角與觀眾席的醫生對視的一幕更令筆者記憶猶新,直至翻看劇本才發現最後一幕乃基於劇作家筆下的舞台指示,再加上導演利用現代技術,最終達成如此耐人尋味的畫面。
「頌缽 X 詩 X 肢體戲劇」可以結合成一個演出?這次評地有聲邀請了足各藝術社的負責人,同時在劇場不同邊界遊走的塵雅正,談談劇場的邊界,以及她個人創作的經驗和反思,在不同的媒介經驗下,劇場對她來說,又如何定義?
演出帶有明顯的實驗性,並傾向於表現純粹化的劇場美學,這種風格的演出之於澳門當下的劇場環境而言,筆者認為是需要的,特別是劇場(乃至社會)的包容性及多元性屢受質疑的時代,更需要支持、肯定不同藝術風格的演出(當然演出的製作水平亦須達標),但同時亦須指出,之於觀演經驗不豐富,尤其是對莎翁《暴風雨》文本不熟悉的觀眾,卓劇場及眾聲喧嘩的《暴風雨》作品並不是一個易於入口的演出。
在迷離懸疑的氛圍下,故事除了探討道德爭議,其實在引導觀眾往更宏觀的思考。「委員會可以調查罪行,但沒有人會遭受法律制裁」、「你有自由想講甚麼也行,條件是你沒話想講」,全劇充斥著關於國家命運、民主和公義的辯論,可見三位角色其實是社會的縮影,僅此而已。那麼,到底世上有「最公正」的裁決嗎?裡面誰是「有罪」?這個問題,沒有答案。
我看著老婆婆那蹣跚、落寞的背影,以及可以預想到她即將發現老公公的悲劇,不禁悲從中來。老婆婆的身影沒入黑暗之中,舞台上唯獨剩下殘燈一盞。望及此光景,怎一個愁字了得。想及老婆婆的那些該在場而缺席的人,與缺席的在場人,不禁想及老婆婆說的︰「冇水會死,多水都會死」。
「沒有大鳥就不是做這個戲了。我認為這個戲講當代美學是有點文不對題的,但是這個戲就好像很受大眾的歡迎。」
「《國民家庭》我笑完之後,理解他這樣做,但裡面沒有甚麼讓我憶起,我只覺得好笑。《天上人渣》──我在想澳門有沒有人可以講到這種故事?他把香港的劇本改編成澳門的,但我會覺得澳門有沒有這類型可以很爆笑但又可以做到諷刺時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