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場的缺席者與缺席的在場人 ── 四年一次的《二月廿九》

我看著老婆婆那蹣跚、落寞的背影,以及可以預想到她即將發現老公公的悲劇,不禁悲從中來。老婆婆的身影沒入黑暗之中,舞台上唯獨剩下殘燈一盞。望及此光景,怎一個愁字了得。想及老婆婆的那些該在場而缺席的人,與缺席的在場人,不禁想及老婆婆說的︰「冇水會死,多水都會死」。

當我說這個演出其實想討論什麼? 劇評人回顧2023澳門劇場(四之二)── 《國民家庭》、《天上人渣》哪個更好笑?

「《國民家庭》我笑完之後,理解他這樣做,但裡面沒有甚麼讓我憶起,我只覺得好笑。《天上人渣》──我在想澳門有沒有人可以講到這種故事?他把香港的劇本改編成澳門的,但我會覺得澳門有沒有這類型可以很爆笑但又可以做到諷刺時弊。」

當我說這個演出其實想討論什麼? 劇評人回顧2023澳門劇場(四之一)──張健怡作為一種現象

「她的標誌就是能夠跟那些人合作,那些人就會帶到我們視覺看到的東西。潛意識是他們一個可以揮灑的舞台,因為自由一點,所以我覺得她故意選一些比較抽象的劇本去表現,她很清楚自己很強的地方在哪裡,於是選比較「虛」的劇本,但其實就在展現自己很強項的視覺語言、舞台語言或意象經營,很銳意把這件事發揮出來,這是她的特性。」

《不道德的審判》:引發深思的曖昧不明

這場辯論沒有勝負(也不可能有勝負),而Roberto是否無辜的曖昧,能令人的思考更不流於表面:如果他沒犯罪,會否冤枉了好人,令仇恨無限輪迴?如果他有犯罪,「私了」又是否公平?現實的法庭又是否能令有罪之人被繩之於法?最後Roberto是否真的在場也是如此,正是這種瞹眛,直接道出Paulina的心理創傷,令人思考,解決/放下/原諒後又是否如Gerardo最後所說的,「沒有人有報復意圖」、「調查的工作會治療傷痛」?

無人知曉的個人悲歌、真相及那場《不道德的審判》

血色蔓延, Paulina把Miranda醫生按壓在桌子上,倒數完最後一秒,以一個開放式結局和一個開放性問題作結,「殺左你,我地有咩損失!?」讓觀眾從緊張的氣氛中走出來,轉入更具有思辯性的氛圍。舞台前沿的螢幕徐徐落下, 直播著現場觀眾,彷彿是把Paulina的開放問題交給了我們去思考和回答。

《這不是個大使館》:劇場裡的文化外宣,講台灣故事給誰聽?

如何在國際上定義台灣?這個東亞島嶼在歐洲、乃至全世界如何引起震盪?隨著手搖機啟動,整個舞台也隨之震動了:珍奶世家從珍珠如何遠銷海外出發,外交大使講出當年的外交困境;從事NGO的試圖從下至上打破國家之間的隔閡。無論他們作出多少努力,現實之中的台灣仍隱匿在中國的陰影之下:不存在(網購時,你有可能找不到「台灣」這個國家)、不被承認(就連奧運裡也只能叫「中華台北」)、不被重視

《裁決》的意義不只是當下的決定

這個呈現更側重於在嚴肅的法理論證上,加入娛樂元素令觀眾不覺沉悶,就像控辯雙方辯證呈現的天秤一樣,劇情呈現娛樂性的重量要比議題呈現完整度要大。但對於這樣一個道德思辯的劇本,這個劇本原來想我們思考的東西,有因為演出的處理更突顯或是減弱呢?

與密友閒談的「土地戲法」

在我知道劇本快要結束時,我是強烈希望我們「陪審員」共同作出的選擇所帶來的,可能的「未來」、可能的「結果」。但很可惜的是劇本是以宏大敘事來結尾,雖然這也能調動部份觀眾的內心波動,但很可惜宏大敘事更多是作為一名旁觀者的角度去看待歷史,但如果是以因為我們選擇而導致「結果」的方式結尾,我相信觀眾對劇中的參與感會在得知「結果」後得到昇華。

在澳門,城市與藝穗還需要對方嗎?

究竟這是誰的藝穗節呢?是又一個整合演出的載體?是創作者試驗的平台?還是替城市空間說話的藝術呈現呢?文化局每年上演的藝術節慶不勝枚舉,為配合「演藝之都」的發展往後只會越來越多。但在其他藝術節慶中,代表主流及劇場上演的常規作品多不勝數,所以提及藝穗節的獨特性,是否就是我們一再強調的實驗冒險和全城舞台呢?

記《萬大事有 UFO》的「水土不服」感

本劇的比較強烈的「水土不服」感倒不是翻譯文本引起的,而是作品裡反映的美國移民華人境況變遷,在導演的處理下沒有在本土呈現上得到共性的回饋,即本地人對於美國上世紀華人移民遭遇的感受並非那麼強烈。特別演員呈現時傳遞出來的感覺是他們都沒有深信自己就是這個角色,沒有真正代入到這個角色裡,用角色經歷的情感去說話。

那只是一個數字的部分

劇本的結構是最終將主角帶向死亡,生命上遇上的所有問題都沒法找到出路,作故事的終結。然而,這一個人的故事要如何呈現,如何找出作為公演的公共性,讓故事與觀眾可以作交流或思考,我想編劇、導演和演員整個創作團隊花了心思,將這一個人的故事,經過創作和劇場表演的媒介,欲演變成不僅是讓觀眾去看一個人的故事而已。

《那只是我一個人的故事》——我們應如何感受「戰爭」

服裝和佈景設計也配合到演出令到成件事很抽離又合理。整個佈景的意象好像一隻船,由很多不同的塊狀物堆疊,有點像是這個流浪路上堆疊的屍體。還有演員們的服裝,由不同風格的衣物拼湊而成,很有衝突但又突顯到難民只能接收不同棄置衣物的事實,同時令他們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和特徵。

《隨身誌 After Life》的前行與回望

我們在聽別人講故事的時候,會不會思考他們基於甚麼理由去選這些事件去講?這些事件對創作者來說是歷史,也可以是記憶,但對我來說,充其量可以說是歷史,但不是記憶。所以這裡存在著認知或記憶的落差,就像亡者和監製一樣。他們在討論記憶的選擇,亡者想選擇的記憶與監製想製作的記憶也存在落差,監製覺得她在刻意遺忘,並有意地引導她再次想起。在這些對話中,到底我們站在甚麼角度去看待這段記憶。